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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蒙德与自己的研究团队接受了这个挑战，并决定使用正规的分析方法来解决争端。首先，他们分析了市长和市议会议员在选择警察手枪弹药时所重点考虑的社会价值，包括：制止犯罪的有效性、致伤严重程度以及对临近旁观者的威胁程度。接着，他们召集了一个委员会，成员包括一位武器专家、一位弹道专家以及三位创伤弹道专家。随后，委员会前往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标准局，针对弹药制止犯罪的有效性、致伤严重程度以及对临近旁观者的威胁程度，开展科学测试。评判仅仅关注弹药的技术特征，探查其攻击“弹道明胶”（用于模拟人体组织）的效果如何。专家们对于各方政治代表们的主张并不知情。最后，哈蒙德及其团队成员，还将社会价值判断与数学模型的结果结合起来，该模型会同时考虑到“针对弹药制止犯罪的有效性、致伤严重程度以及对临近旁观者的威胁程度的科学测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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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结果更加青睐于第三类子弹。与丹佛警察局当时所使用的子弹相比，第三类子弹制止犯罪的有效性更高，而且不会提升致伤严重程度。与丹佛警察局长推荐的中空弹相比，第三类子弹在制止犯罪的有效性方面提升程度差不多，而且不会加深致伤严重程度。此外，模型分析的结果还显示，与前两种子弹相比，第三类子弹对于临近旁观者的威胁程度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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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丹佛市议会、丹佛警察局和民间团体，一致接受了通过模型分析而得出的子弹类型。虽然该子弹同样属于中空弹的范畴，但是它的其他机械属性，包括其重量皆低于丹佛警察局长所推荐的中空弹，在针对弹药制止犯罪的有效性、致伤严重程度以及对临近旁观者的威胁程度的科学测试这三个方面更加容易被整个市民社区所接受。争议就此获得完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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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模型中，包括一类所谓的“补偿式策略”，也就是说某一维度上的劣势可以通过其他维度上的优势进行弥补。研究者们还提出过一系列更加易于使用的非补偿式策略。这些策略中，某一维度上的劣势无法通过其他维度上的优势进行弥补。决策者要做的就是选择那个在最重要维度上得分最高的选项，同时忽略其他维度。另外一种更加简单的策略叫作“逐层筛选策略”，首先在最重要的维度上比较全部选项，不符合标准的选项被剔除，其他选项则需要在次重要的维度上进行衡量，不符合标准的选项再次被剔除，以此类推，直到仅剩一个选项为止。最后，还有一种策略即所谓的“对决程序”，先将某一选项和另一选项进行比较，胜出者同第三个选项进行比较，之后，胜出者再同第四个选项进行比较，以此类推。使用这种方法时，每一次都要同时考虑两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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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十五中，我们介绍了一个成功运用形式分析方法的例子。有时，人类会使用比较性策略；有时则会使用单一评价式策略，这一点在本书介绍识别启动决策模型时已有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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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出正确决策 [:170443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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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最适合的决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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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三中，我们预测了人们何时会使用何种决策策略，其依据是我们在先前大量研究中所观察到的结果。表格三列举出了评价行动方案的两种方法的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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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情境下，人们会更加倾向于使用单一评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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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极其有限时。每次只能评价一个选项，直到找出满意方案为止，原因在于列举出所有选项并在各评价维度上进行分析所花费的时间过多。 当个体在该领域经验比较丰富时。借助经验，人们可以更加有信心地去评估眼前情境，尽快地识别出最合理的行动方案。 当事物条件更加多变时。一旦情境更改，之前费心费力所做的分析即将完全无用了。 当目标极其不明确时。由于目标模糊，很难设定出适用于所有行动选项的评价标准。 与之相比，在下列情境中，人们更乐于运用比较性评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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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决策者需要为自己的选择指明理由时。高层通常要求决策者提供证据，以证明决策者也曾经考虑过其他选项。 当决策过程必须考虑到“解决冲突”这一因素时。在“丹佛的子弹”示例中，各利益相关方的视角各有不同，必须使用普遍适用的分析方法，才能同时衡量所有重要的因素。 当决策者力求寻找最佳选项时。这便是“比较”的全部意义所在。运用心理模拟，通过单一评价策略，所找出的第一个可行方案并不一定是最优选项。 当情境的计算复杂度更高时，即当决策并不是任何人皆可胜任时。如分析投资回报率以选择最佳战略，这种决策必须基于深厚的专业基础与实践历练。 可是，即使决策者的确已比较不同选项并且从中择优而取，他们所使用的也可能并非理性选择策略──譬如，在共同的标准上衡量各选项。决策的过程，更有可能是针对每一行动方案开展心理模拟，并且比较自己在想象各选项时所产生的情绪反应──不适、忧虑抑或热情四射。德·格鲁特以国际象棋大师为对象的研究就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国际象棋大师所走的每一步棋，都力求完美，但是他们并不会在共同的标准上去衡量各个选项（如控制中路、防守为先）。相反，他们会逐层深入，想象每走一步棋的后续发展，从而针对可能出现的结果，作出决断并且产生情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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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三显示，人类在面对不熟悉的情景时，更乐于使用比较性策略。原因在于经验的匮乏导致我们无法构想出合理的选项，或者至少令我们对于自身所构想出的选项信心不足。如果时间充裕，情境稳定，而且目标明确，那么我们预期使用比较选项策略的概率将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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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出正确决策 [:170443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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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经验作出高效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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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三中所列举的边际条件，其依据是我们在诸多领域所开展的一系列决策研究。这些研究项目的目标是验证识别启动决策模型是否适用于除消防指挥官之外的其他领域。同时，我们还特别关注识别启动决策模型失效的案例，以探明该模型的适用边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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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针对消防指挥官的首次研究之后，我们梳理了其中所有的决策点，分别统计出决策者在采取识别决策策略过程中，使用单一性评价及比较性评价的次数。结果显示，在总共156个决策点中，单一性评价占到了百分之八十。这一数据输入到了表格四的第一行中，以便和其他自然情境下的决策情况──这些同样是我们所开展的研究进行对比（表格四中，绝大多数的研究都由陆军研究生学院所资助）。接下来，罗伯塔·卡尔德伍德、马文·索德森、柏丝·克兰德尔与笔者还比较了“经验丰富的消防指挥官”和“新入职的消防指挥官”的决策数据，我们预期消防指挥官新手进行识别决策的概率更低。我们筛选出了非常规条件下最困难的决策点，以免研究结果偏向于识别启动决策模型。由于对决策点的选择更加严苛，识别启动决策模型策略出现的概率降低到了六十个百分点以下，而且“新手”的数值要低于“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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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选择了更多的决策新手。我们测量了肯塔基州诺克斯堡基地首次任职的坦克排指挥官。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甚至从未驾驶过坦克。结果发现，识别决策的比例降到了五十个百分点以下（就是在这个研究中，克里斯·布莱泽维克惨遭催泪弹“袭击”）。这项研究的条件比较艰苦。有时候，我们需要跟坦克排指挥官共同出动，坐在M-1坦克的驾驶舱中。如此一来，我们才能在训练结束那一刻、在坦克排长官听到首长总结之前就采访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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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知道，识别决策是否在与小团队合作的个体或者领导者身上出现得更加频繁。因此，我们接下来又研究了森林消防机构（该机构负责处理森林发生的严重火灾）的相关人员。非常幸运的是，我们能够在现场获得事件指挥官处理严重火灾的第一手资料。整个组织包含了四千多人。来自全国各地的消防单位，在得到通知后迅速集结，再重新加以组织和管理。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预期不同的工作人员看待事物的方式会有所差异，他们会发生很多的争吵，最终亦会强加设定出一条策略，用于识别并比较众人所提出的不同行动方案。我们的这些预期中只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如表格四所示，当现场指挥官针对救火工作本身作出功能性决策时，识别启动决策模型策略所占的比例与消防指挥官相当。但是，当他们作出组织性决策时，譬如如何惩罚工作质量欠佳的消防员，识别决策所占的比例则有所下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现场指挥官对于这种类型的决策并没有那么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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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考虑到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识别启动决策模型或许仅仅会出现在时间极其有限的决策当中。为了验证这个假设，克里斯·布莱泽维克与笔者研究了设计工程师如何针对“交互界面”作出决策（该研究项目受美国空军阿姆斯特朗实验室委托而开展）。这些决策可能持续数天甚至数月，而非几分几秒。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艰难的决策仍然是运用识别启动决策模型策略予以解决的。此外，在大多数我们所编码的比较性评价案例中，设计工程师刚开始还会比较不同的选项，剔除不合理的方案，之后则将改用不同的策略，譬如针对设计选项展开物理模拟，对其加以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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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由于我们的访谈方法有限，收集到的数据已被扭曲。为了排除这一点，马文·桑德森和克里斯·布莱泽维克来到了得克萨斯州的胡德堡，观察陆军旅一级单位训练过程中的指挥与控制机构。部队决策都是由团队而非个人完成的，我们预期这或许会降低识别启动决策模型策略的概率。战役指挥团队所在地是一间小拖车，马文和克里斯亦置身其中，全程记录下了持续五个小时之久的谋划过程。回顾录音带之后，马文记录并且编码了二十七个决策点。其中只有一个点显示出了比较性评价的痕迹──这极其令人吃惊，因为按照军队条令，陆军指挥官需要同时设定多个行动方案，通常是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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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凯姆夫、马文·桑德斯、史蒂夫·沃尔夫与笔者采访了美国海军的指挥官和舰长，试图探查他们如何在低强度冲突中作出决策。这些海军军官都曾在神盾巡洋舰上服役。该研究项目的目的非常明确：海军研究办公室希望明确如何设定更加合理的人机交互界面，以避免类似“文森号误击客机”的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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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找出急需识别决策的情景，那么无疑就非此莫属了。时间压力极其严酷。技术层级处于中等程度，受访者通常在现任岗位仅有一年左右的工作经验，但在其他相关单位则服役过多年。事件情境的变化极其迅速。此外，军官们可选择的行动方案极少，而且规章制度限制也很突出──包括官方作战规定限制了决策者的自由发挥。表格四显示，百分之九十五的决策点都被编码为“识别决策”。这些案例中，受访者都表示，自己并没有比较多个选项，所选定的行动方案也并不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