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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三十分钟，我仔仔细细地搜查了饭厅，结果一无所获。我确信，眼镜不可能在那两个地点，第三种假设一定是正确的：眼镜掉在了饭厅的地板上，又被人踢到了一个永久“休眠”的位置。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所以重新坐下来开始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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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则十分迫切地想要找到隐形眼镜，她继续自己一个人去寻找。一个小时之后，她再次请求我的帮助。但是我们完全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尽管如此，我手中所读的小说情节，渐渐在我的头脑中弥漫开来。我马上回顾了一下事件经过，然后，斜靠在沙发上，想象着自己也在抽着梅格雷探长最喜欢的香烟。之后，我用带着法国口音的声音告诉妻子：“去浴室，到衣物篮那里，拿出折叠好的桌布，小心翼翼地打开，平摊在地板上，你就会发现自己丢掉的隐形眼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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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回到了小说的世界中。听到妻子胜利的欢呼声之后，我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得意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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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笔者最成功的一次案例（事实上，这也是我唯一一次成功的案例，有机会让它出现在纸上，我非常兴奋）。事情的真相是，前一天晚上，我的妻子卸下隐形眼镜时，的确有一只眼镜滑了出来，落在了桌布上。把眼镜盒拿到浴室之后，我的妻子开始为第二天做准备，和往常一样，她把桌布折叠起来，包住所有的食物残渣和碎屑，以免弄脏地板。之后，她把桌布放在衣物篮中，等到下个洗衣日时再加以抖动和整理。这是她的一贯做法。再之后，我们就寝休息。星期六的早晨，她拿出一张干净的桌布，做了几件琐事，然后准备戴上隐形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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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信念当中之所以存在不一致性，正是由于记忆分区的现象。我的妻子和我都知道，星期五的桌布放在了衣物篮内。我们都知道隐形眼镜是在周五晚上摘下的。可两个人却一直在星期六才换上的干净桌布上寻找失物。两块桌布的颜色甚至都是完全不同的：黄色（星期五）和蓝色（星期六）。但是，两个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种不连贯性，直到最后一刻，才通过心理模拟区分出两张桌布。我坚信，功劳应该给麦格利特探长。只有和他一样的人，才能可靠地捕捉到不一致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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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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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分析是一种既有优点又包含不足的力量之源。 超理性是一种在不恰当的情况下，试图针对情境应用演绎性和数据性推理及分析的情况。 超理性之所以并不合理，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 不包含任何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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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较为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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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的建立需要主观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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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分析将会退化成组合性的“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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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行开展形式分析，会干扰到非理性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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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在自然情境下极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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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出正确决策 第十六章 为什么“好”人会作出“坏”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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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结果并不等同于“坏”决策。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所作出的最佳决策，仍然可能并不令人满意。笔者所感兴趣的案例是那些个体因为“决策方式”而后悔的情况，而不是因为“结果”而后悔的情况。我将坏决策以及我们后悔自己所作所为的情况按照下述方式进行定义：在同样的情况下，以现有知识为基础，如果存在更优的决策方式，则个体即会认为先前的决策质量欠佳。仅仅知道“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没什么意义；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欠考虑”，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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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分析式决策方法的人认为，决策欠佳的原因在于人类的思维方式存在“偏差”或者说“谬误”。自然主义决策的研究者对此并不认同。我们拒绝承认“错误推理”这一理念，并且认为决策之所以欠佳，是因为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缺乏经验等。“决策谬误”的解释方法更为人所知，因此我们首先对其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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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决策的根源是谬误的观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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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曼、斯洛维克以及特沃斯基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证明决策者十分乐于使用多种多样的“启发法”──也就是一些简单的推理步骤，通常情况下皆可解决问题，但并不保证完全正确。这些研究显示，在决策过程中，人类更加依赖于那些可获得性较高、对于情境更具代表性的信息。我们经常会基于已知的事实，加以相应的调整，来对事物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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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曼、斯洛维克以及特沃斯基精心设计了他们的研究，以确保作为研究对象的启发法将产生欠佳的结果。其实验原理为：正是因为启发法如此重要，所以即使它们会导致错误，人们仍然会采用它们。这些研究所使用的任务都可以事先计算好相应的概率，据此，研究者即可以设定出客观的评价标准。研究的策略并非一味揭露人类的决策能力之差，而是通过这些结果去发掘概率判断背后的认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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