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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信念当中之所以存在不一致性，正是由于记忆分区的现象。我的妻子和我都知道，星期五的桌布放在了衣物篮内。我们都知道隐形眼镜是在周五晚上摘下的。可两个人却一直在星期六才换上的干净桌布上寻找失物。两块桌布的颜色甚至都是完全不同的：黄色（星期五）和蓝色（星期六）。但是，两个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种不连贯性，直到最后一刻，才通过心理模拟区分出两张桌布。我坚信，功劳应该给麦格利特探长。只有和他一样的人，才能可靠地捕捉到不一致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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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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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分析是一种既有优点又包含不足的力量之源。 超理性是一种在不恰当的情况下，试图针对情境应用演绎性和数据性推理及分析的情况。 超理性之所以并不合理，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 不包含任何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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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较为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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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的建立需要主观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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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分析将会退化成组合性的“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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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行开展形式分析，会干扰到非理性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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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在自然情境下极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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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出正确决策 第十六章 为什么“好”人会作出“坏”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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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结果并不等同于“坏”决策。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所作出的最佳决策，仍然可能并不令人满意。笔者所感兴趣的案例是那些个体因为“决策方式”而后悔的情况，而不是因为“结果”而后悔的情况。我将坏决策以及我们后悔自己所作所为的情况按照下述方式进行定义：在同样的情况下，以现有知识为基础，如果存在更优的决策方式，则个体即会认为先前的决策质量欠佳。仅仅知道“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没什么意义；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欠考虑”，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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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分析式决策方法的人认为，决策欠佳的原因在于人类的思维方式存在“偏差”或者说“谬误”。自然主义决策的研究者对此并不认同。我们拒绝承认“错误推理”这一理念，并且认为决策之所以欠佳，是因为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缺乏经验等。“决策谬误”的解释方法更为人所知，因此我们首先对其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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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决策的根源是谬误的观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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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曼、斯洛维克以及特沃斯基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证明决策者十分乐于使用多种多样的“启发法”──也就是一些简单的推理步骤，通常情况下皆可解决问题，但并不保证完全正确。这些研究显示，在决策过程中，人类更加依赖于那些可获得性较高、对于情境更具代表性的信息。我们经常会基于已知的事实，加以相应的调整，来对事物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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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曼、斯洛维克以及特沃斯基精心设计了他们的研究，以确保作为研究对象的启发法将产生欠佳的结果。其实验原理为：正是因为启发法如此重要，所以即使它们会导致错误，人们仍然会采用它们。这些研究所使用的任务都可以事先计算好相应的概率，据此，研究者即可以设定出客观的评价标准。研究的策略并非一味揭露人类的决策能力之差，而是通过这些结果去发掘概率判断背后的认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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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策略的采用，很多专业人士认为，上述研究并不只是探讨了启发法而已，主要是解释了人类认知过程中所存在的谬误。研究策略亦逐渐被称作“启发法与谬误”范式。迄今为止，研究者已经发现了大概二十多种决策谬误。大多数研究者在解读上述成果时都认为，它们揭示出人类的谬误是与生俱来的，而且人们会经常误读证据。有鉴于此，决策错误的罪魁祸首一定就在于这些决策谬误。杰·鲁索与保罗·舒梅克所合著的《决策陷阱》（Decision Trap）一书中的内容，都致力于消除决策谬误所带来的影响。“启发法与谬误”学派表现活跃，影响深远，尤其在美国和英国更为如此。但是，当前它也遭受到了一些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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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拉·洛佩斯指出，从普遍的视角来看，上述研究并没有揭示出所谓的谬误。举例说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曾经使用过如下的实验材料：“请思考字母R。 R在单词首字母位置上出现的次数多，还是在第三个字母的位置上出现的次数多？”这一示例本来是为了证明人类的可获取性启发法。由于人类回忆起R在一个单词首字母位置上出现的难度，要低于回忆起R在第三个字母的位置上出现的情况。因此，绝大多数人认为， R会更多地出现在单词的首字母位置。这个答案并不正确。它显示出，在决策过程中，我们会依赖于可获取性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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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佩斯认为，类似字母R这样的实验材料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在全部的二十个辅音当中，有十二个更多地出现在单词的首字母位置。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却选择了那八个最常出现在单词第三个字母位置上的作为材料。他们所选择的问题，全都是可获取性启发法会导致错误答案的情形。若干研究已经发现，如果加入情景因素，那么决策谬误的概率将大幅缩减；而且，在自然情境下，经验丰富的决策者也很少使用启发法并出现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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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极具讽刺性的局面。在所谓的“谬误”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是“验证性谬误”──也就是说，个体倾向于搜寻那些验证自身假设的信息——如果搜索反驳自身假设的证据能够获得更多信息的话。验证性谬误在很大一批实验室研究中都有所体现 （但是在自然情境下所开展的研究中则没有发现）。有意思的是，科学研究中最常使用的一种策略就是通过某一理论作出预期，并且验证该预期是否准确，如果准确，则可借此提升该理论的声誉。科学家每时每刻都在寻求验证，虽然若干科学哲学家──如卡尔·波普尔──曾经规劝科学家应该转而去尽力反驳自己所钟情的理论。使用启发法与谬误范式的研究者一方面批评实验参与者的思维存在偏差，另一方面却又在积极地开展研究去验证自己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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