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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行开展形式分析，会干扰到非理性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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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在自然情境下极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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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出正确决策 第十六章 为什么“好”人会作出“坏”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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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结果并不等同于“坏”决策。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所作出的最佳决策，仍然可能并不令人满意。笔者所感兴趣的案例是那些个体因为“决策方式”而后悔的情况，而不是因为“结果”而后悔的情况。我将坏决策以及我们后悔自己所作所为的情况按照下述方式进行定义：在同样的情况下，以现有知识为基础，如果存在更优的决策方式，则个体即会认为先前的决策质量欠佳。仅仅知道“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没什么意义；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欠考虑”，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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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分析式决策方法的人认为，决策欠佳的原因在于人类的思维方式存在“偏差”或者说“谬误”。自然主义决策的研究者对此并不认同。我们拒绝承认“错误推理”这一理念，并且认为决策之所以欠佳，是因为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缺乏经验等。“决策谬误”的解释方法更为人所知，因此我们首先对其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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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决策的根源是谬误的观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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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曼、斯洛维克以及特沃斯基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证明决策者十分乐于使用多种多样的“启发法”──也就是一些简单的推理步骤，通常情况下皆可解决问题，但并不保证完全正确。这些研究显示，在决策过程中，人类更加依赖于那些可获得性较高、对于情境更具代表性的信息。我们经常会基于已知的事实，加以相应的调整，来对事物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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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曼、斯洛维克以及特沃斯基精心设计了他们的研究，以确保作为研究对象的启发法将产生欠佳的结果。其实验原理为：正是因为启发法如此重要，所以即使它们会导致错误，人们仍然会采用它们。这些研究所使用的任务都可以事先计算好相应的概率，据此，研究者即可以设定出客观的评价标准。研究的策略并非一味揭露人类的决策能力之差，而是通过这些结果去发掘概率判断背后的认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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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策略的采用，很多专业人士认为，上述研究并不只是探讨了启发法而已，主要是解释了人类认知过程中所存在的谬误。研究策略亦逐渐被称作“启发法与谬误”范式。迄今为止，研究者已经发现了大概二十多种决策谬误。大多数研究者在解读上述成果时都认为，它们揭示出人类的谬误是与生俱来的，而且人们会经常误读证据。有鉴于此，决策错误的罪魁祸首一定就在于这些决策谬误。杰·鲁索与保罗·舒梅克所合著的《决策陷阱》（Decision Trap）一书中的内容，都致力于消除决策谬误所带来的影响。“启发法与谬误”学派表现活跃，影响深远，尤其在美国和英国更为如此。但是，当前它也遭受到了一些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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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拉·洛佩斯指出，从普遍的视角来看，上述研究并没有揭示出所谓的谬误。举例说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曾经使用过如下的实验材料：“请思考字母R。 R在单词首字母位置上出现的次数多，还是在第三个字母的位置上出现的次数多？”这一示例本来是为了证明人类的可获取性启发法。由于人类回忆起R在一个单词首字母位置上出现的难度，要低于回忆起R在第三个字母的位置上出现的情况。因此，绝大多数人认为， R会更多地出现在单词的首字母位置。这个答案并不正确。它显示出，在决策过程中，我们会依赖于可获取性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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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佩斯认为，类似字母R这样的实验材料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在全部的二十个辅音当中，有十二个更多地出现在单词的首字母位置。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却选择了那八个最常出现在单词第三个字母位置上的作为材料。他们所选择的问题，全都是可获取性启发法会导致错误答案的情形。若干研究已经发现，如果加入情景因素，那么决策谬误的概率将大幅缩减；而且，在自然情境下，经验丰富的决策者也很少使用启发法并出现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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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极具讽刺性的局面。在所谓的“谬误”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是“验证性谬误”──也就是说，个体倾向于搜寻那些验证自身假设的信息——如果搜索反驳自身假设的证据能够获得更多信息的话。验证性谬误在很大一批实验室研究中都有所体现 （但是在自然情境下所开展的研究中则没有发现）。有意思的是，科学研究中最常使用的一种策略就是通过某一理论作出预期，并且验证该预期是否准确，如果准确，则可借此提升该理论的声誉。科学家每时每刻都在寻求验证，虽然若干科学哲学家──如卡尔·波普尔──曾经规劝科学家应该转而去尽力反驳自己所钟情的理论。使用启发法与谬误范式的研究者一方面批评实验参与者的思维存在偏差，另一方面却又在积极地开展研究去验证自己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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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决策情境下，为何会出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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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决策的研究者越来越怀疑错误是否可以被清晰地界定出来，又是否能够将其归结于“存在谬误的推理”。吉姆·瑞森，现供职于曼彻斯特大学，他发现，系统操作员之所以会出现错误，往往在于他成了一系列“由于错误的设计与实践而产生的问题”的受害者。瑞森提出了“潜在病原体”这一术语，来指代所有因为拙劣的设计、拙劣的培训以及拙劣的工作步骤而产生的问题。问题根源或许一直不为人知，直到有人因此犯错，才最终被发现。戴维德·伍兹及其就职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同事认为，所谓的决策错误根本就不存在。如果我们尽力去理解个体可以获得的信息、个体努力追求的目标、个体经验的水准，我们就不会再因为决策错误而去指责哪一个人。当然，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应该认真审视欠佳的决策结果。相反，我们必须对其予以高度重视。发现错误是进行调查的开始，而不是结束。真正需要我们完成的工作是找出导致欠佳决策结果的一系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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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明确地找出导致欠佳决策的原因，我审阅了同事与我在不同领域所搜集到的数据，一共涵盖了超过六百个决策点。我找出了结果欠佳的决策点，即决策者希望自己当时的行动更加明智的情况。判断的标准主要依赖于决策者自身的评价，只选取那些他们承认自己当时做错了的案例。笔者将其中二十五个决策归类为“错误”。由于样本量较少，因此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猜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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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将这些错误分为三类。在全部二十五个决策中，有十六个决策的原因是缺乏经验。譬如，由于火势看起来不够迅猛，因此消防指挥官没能及时拨打电话，调配增援人员。指挥官没有意识到，起火建筑属于“气球结构”，如果支撑框架被毁，则整体都将变得十分脆弱。后来，指挥官了解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自己应该不会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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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欠佳的第二种原因是缺乏信息。举例说明，一名机组成员在起飞之前没有搜集到完整的天气预报信息，因此无法选择备降的地点。控制演练的人员设定的情境为模拟飞行的飞机出现了故障。结果，直到这时候演练人员才发现，天气预报的信息不足，无法用其选择备降地点。第三种欠佳决策的原因在于心理模拟，最小解释法谬误。决策者虽然注意到了问题的迹象，但将其敷衍搪塞过去了。他们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刻意去忽略那些提示异常现象出现的信息。正因如此，他们才没能及时侦测到异常现象，自然就无法阻止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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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五十二 失之交臂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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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生儿急救护理中心，某名护士被安排去照顾本不属于她自身职责范围内的一个婴儿。她注意到，婴儿出现了胃胀现象，粪便中带有血迹，同时还包括三立方厘米的抽出物。所有这些都是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症状，说明新生儿的肠道受到了严重的感染。护士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结果，第二天，婴儿的疾病就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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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之所以没有及时对婴儿加以救治，是因为她将上述所有的症状都搪塞过去了。胃部的肿胀，让护士想起了新生儿急救护理中心先前对该婴儿姐姐的处理方法。婴儿姐姐的胃部同样也肿胀得极其不正常，因此护士认为这是该家族的一个遗传特征。粪便中的血迹剂量不大，或许与婴儿所插的鼻胃管有关系。最后，那三立方厘米的抽出物实在太少，不足为虑，就其本身而言，也不应该认定为异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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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件事情反映出的问题在于决策者很容易就会忽视与己见不相符合的证据，并且将早期的警示信号搪塞过去。这些问题使得决策者无法侦测到问题的早期警示信号，因为他们无法识别出异常现象，亦无法感知到问题的紧急程度。这些问题还可能导致决策者误读当前的情境，搪塞掉某些关键的信息，无法考虑到其他的解释及诊断方法，或者让决策者面对复杂情况而感到迷惑。最后，这种经验上的欠缺还可导致决策者无法意识到自身行动方案中的弱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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