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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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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确定性”，一种定义为（引用李普施兹与肖尔的原文）：“威胁到行动开展的疑虑。”倘若关键的信息不全面、不可靠、模糊不清、前后不一或者过于复杂而无法解释，决策者就会感到束手无策；在大多数情况下，行动就会被阻碍或者忽略；同时机遇的窗口也将紧闭。鉴于达到百分之百的确定性并不可能，决策者必须在对事件无法形成充分理解的情况下，果断采取行动。某些决策者糊涂鲁莽，被流言蜚语所迷惑。还有一些决策者则总是要搜集到尽可能丰富的信息，结果反而导致迟迟无法着手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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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是“快速估测情境之能力”的相反面。为了了解疑虑将如何阻碍行动的开展，请参见图十九“不确定性如何导致疑虑”。但凡是“经验”可以促进“识别出熟悉性”的地方，“不确定性”都会导致“迷惑不解”和“缺乏理解”。但凡是“经验”可以令决策者“快速决断”之处，“不确定性”都会导致“踯躅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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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不确定性的时候，人们有时候会将很多东西混杂在一起。研究文献显示，在对不确定性进行讨论时，会涉及到风险、概率、信心、模糊性、不一致性、不稳定性、混乱性以及复杂性等方面。它们涵盖了对于“未来状态”、“情境本质”、“行动结果”以及“偏好”的不确定性。由于如此多的概念全都塞进了“不确定性”这一个词语里，研究者必须对其内涵进行澄清，方可探讨人类如何才能应对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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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和克莱因提出了不确定性的四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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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缺失。无法获取信息。信息尚未被接受到，或者即使被接收，但是在需要时无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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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不可靠。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较低，或者即使信息本身高度精确，但其来源被知觉为并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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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模糊或者相互矛盾。解释信息的合理方式不止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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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繁复。难以将不同层面的数据加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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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分析出不确定性的几个存在差异的层级：一是数据层级；二是知识层级，该层级上，个体主要通过数据进行推断；三是理解层级，该层级上，各种推断得到整合，成为对未来的规划，亦成为对事件的诊断及解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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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吗？很显然，未来的技术进步，将使得人类可以获取的信息量大增，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认为信息的增多必然可以减少不确定性的程度。更有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是，在信息时代，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挑战将会发生变化。一方面，决策者仍然要受到信息缺失的困扰。过去，信息之所以缺失，是因为无人收集；未来，信息之所以缺失，是因为无人能够成功找到相关信息。另外，信息搜集技术的提升，可能转化为更加迅速的决策循环周期。可以借助以下示例进行类比，商业海运领域之所以引入雷达技术，就是为了提升安全性，避免船只在视线模糊的情况下相互碰撞。可惜，雷达技术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则是船舶行驶速度提升，事故率仍然与之前没有差异。在决策领域，我们预期将出现同样的情况。谋划循环将大幅加快，因此计划制订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程度将与过往别无二致。此外，沟通技术的进步意味着客户期待更加迅速的决策──由此导致人类不再像过去那样，拥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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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论者倾向于认为，可以借助信息技术的手段除掉某些类型的不确定性。譬如，智能电脑系统可以搜索所有的信息内容，寻找不一致之处，并将其予以删除。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下一代计算机仍然无法完全消除由不一致性所引发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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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指挥官可以克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问题。对于历史事件的分析表明，优秀的军事领袖，如格兰特和隆美尔，都会接受不确定性不可避免这一事实。他们不会被束缚住手脚，也不会因为疑虑而踯躅不前，相反，他们能够积极塑造战场态势，既决断又谨慎地开展指挥工作。他们能够向防守一方施加强力，将不确定性的负担转移到对手身上。他们即使没有事先就谋定好所有的意外情况（这样做一定会被战争所淘汰），也能够灵活处置战事。在战场上，既定的计划极易受到不计其数的问题的干扰。假设某一计划包括六个步骤，每个步骤的成功概率是百分之九十，那么绝大多数决策者对该计划都会感到信心十足。实际上，由于概率需要相乘，因此成功概率仅仅略超过百分之五十而已。百战百胜的指挥官会欣然接受概率的“诡异表现”，不会将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之上。我们的推测是，即使不确定性将长期存在而且不可避免，人类仍有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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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因此决策永远都不可能臻于完美。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只要搜集更多的信息就可以提升决策质量，可惜，在搜集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错失一些机遇。优秀的决策者知道何时应该果断行动，何时应该稍安勿躁。最重要的是，即使面对不确定性，他们仍然会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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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出正确决策 [:170443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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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对决“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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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一向认为，除了理性分析之外，专业知识也属于一种重要的力量之源。经验丰富的人们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在他们的大脑“储存库”中，有更多的工作方法可以加以运用。他们会更加迅速地意识到问题所在。他们的心理模拟更加丰富，可以用于问题的诊断和行动方案的评估。他们在大脑当中还存储有更充裕的类比对象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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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有时也会让人类陷入麻烦当中。它会让我们用刻板的方式去看待问题。典型性的感觉如果过于强烈，我们就有可能忽略问题中的微妙信号。又或者，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多，所以会将这些信号搪塞过去，如同示例五十二中“失之交臂的诊断”一样。总体而言，这些缺点的代价并不惨重。但是，在恰当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运用新鲜的眼光去看待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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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笔者感到困惑的是想要从经验中有所收获是何等之难！通常情况下，人类无法挖掘出明确的因果联系。因为干扰的因素不可胜数，而时间间隔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经理们在发现自己成功──按时完成了工作项目且未超出预算──之后，不禁会问，这成功的原因是什么，自身的素质，下属的能力，昙花一现的好运气，上级行政人员的出手干预，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还是由其他原因所共同导致的呢？没有人能够给出明确的答案。我们可能从经验当中得到错误的教训。每当我们将过往经验汇编成故事时，都将冒着理解错误和策略选择错误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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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类似于历史学家针对史上大事件（如“大萧条”）所开展的争论。富兰克林·德拉尼·罗斯福于1932年被选为美国总统，为了让国家东山再起，他采取了诸多有力措施。某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这些举措十分有效，其他人则认为罗斯福新政让国家雪上加霜。大萧条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每一个具体细节都饱经研究，可惜我们仍然无法确定罗斯福的政策是否恢复了经济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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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解释因果关系如此之难，立法者永远都无法累积起高等级的经验水平。当然，他们完全有能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譬如，他们可以跻身于最具影响力的委员会之中，与游说议员者建立起紧密联系，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帮助等。尽管如此，他们却无法理清一纸法令与社会改变之间的因果动态关系。他们的心理模型既不灵活，也不丰富。政治家在寻求连任时，经常拿自身经验作为诉求点，实际上，他们所诉求的仅仅是自己开展工作的高效，并非他们在判断法律条文质量方面愈加深邃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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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了“迷信”这一问题。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迷信仅存在于原始文化当中，原因在于未开化的人类无法解释因果关系。我们知道，在某些文化中，人们从来都没有认识到受孕与九个月之后的产子存在关系。我们也听过许多“魔幻性思维”的相关故事，譬如，为了保佑谷物生长繁茂举行宗教仪式等。生活在理性社会中的公民，应该不会受到此种迷信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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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如此，我们却也一直在遵从着形形色色的仪式，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仪式有效。我们会通过形形色色的法案，虽然并无证据表明这些条令能够改变人类的行为。我们鼓励那些因为种种问题而感到压抑的人们去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虽然并无证据表明心理咨询对那些问题存在缓解作用。企业会狂热地鼓舞士气、增强员工的工作热情，虽然并无确凿证据表明这些措施有效；他们为了提升工作效率，会进行改组，虽然并无确凿证据表明新的组织架构更加合理。我们会阅读到最新出炉的、令人恐慌的报告，将某些食物与癌症的发作联系起来，据此极力奉劝我们调整饮食，虽然对于绝大多数报告来说，并无证据表明其对人类的寿命存在实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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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跟未开化的族群一样，我们的生活同样受到迷信的掌控，只是迷信的内容发生了改变，但是它们掌控人类的程度并无变化。原因在于，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重要的问题，都无法明确分析出因果关系。人类不得不依据“信念”、“谣言”和“先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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