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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一向认为，除了理性分析之外，专业知识也属于一种重要的力量之源。经验丰富的人们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在他们的大脑“储存库”中，有更多的工作方法可以加以运用。他们会更加迅速地意识到问题所在。他们的心理模拟更加丰富，可以用于问题的诊断和行动方案的评估。他们在大脑当中还存储有更充裕的类比对象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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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有时也会让人类陷入麻烦当中。它会让我们用刻板的方式去看待问题。典型性的感觉如果过于强烈，我们就有可能忽略问题中的微妙信号。又或者，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多，所以会将这些信号搪塞过去，如同示例五十二中“失之交臂的诊断”一样。总体而言，这些缺点的代价并不惨重。但是，在恰当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运用新鲜的眼光去看待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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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笔者感到困惑的是想要从经验中有所收获是何等之难！通常情况下，人类无法挖掘出明确的因果联系。因为干扰的因素不可胜数，而时间间隔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经理们在发现自己成功──按时完成了工作项目且未超出预算──之后，不禁会问，这成功的原因是什么，自身的素质，下属的能力，昙花一现的好运气，上级行政人员的出手干预，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还是由其他原因所共同导致的呢？没有人能够给出明确的答案。我们可能从经验当中得到错误的教训。每当我们将过往经验汇编成故事时，都将冒着理解错误和策略选择错误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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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类似于历史学家针对史上大事件（如“大萧条”）所开展的争论。富兰克林·德拉尼·罗斯福于1932年被选为美国总统，为了让国家东山再起，他采取了诸多有力措施。某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这些举措十分有效，其他人则认为罗斯福新政让国家雪上加霜。大萧条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每一个具体细节都饱经研究，可惜我们仍然无法确定罗斯福的政策是否恢复了经济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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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解释因果关系如此之难，立法者永远都无法累积起高等级的经验水平。当然，他们完全有能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譬如，他们可以跻身于最具影响力的委员会之中，与游说议员者建立起紧密联系，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帮助等。尽管如此，他们却无法理清一纸法令与社会改变之间的因果动态关系。他们的心理模型既不灵活，也不丰富。政治家在寻求连任时，经常拿自身经验作为诉求点，实际上，他们所诉求的仅仅是自己开展工作的高效，并非他们在判断法律条文质量方面愈加深邃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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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了“迷信”这一问题。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迷信仅存在于原始文化当中，原因在于未开化的人类无法解释因果关系。我们知道，在某些文化中，人们从来都没有认识到受孕与九个月之后的产子存在关系。我们也听过许多“魔幻性思维”的相关故事，譬如，为了保佑谷物生长繁茂举行宗教仪式等。生活在理性社会中的公民，应该不会受到此种迷信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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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如此，我们却也一直在遵从着形形色色的仪式，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仪式有效。我们会通过形形色色的法案，虽然并无证据表明这些条令能够改变人类的行为。我们鼓励那些因为种种问题而感到压抑的人们去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虽然并无证据表明心理咨询对那些问题存在缓解作用。企业会狂热地鼓舞士气、增强员工的工作热情，虽然并无确凿证据表明这些措施有效；他们为了提升工作效率，会进行改组，虽然并无确凿证据表明新的组织架构更加合理。我们会阅读到最新出炉的、令人恐慌的报告，将某些食物与癌症的发作联系起来，据此极力奉劝我们调整饮食，虽然对于绝大多数报告来说，并无证据表明其对人类的寿命存在实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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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跟未开化的族群一样，我们的生活同样受到迷信的掌控，只是迷信的内容发生了改变，但是它们掌控人类的程度并无变化。原因在于，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重要的问题，都无法明确分析出因果关系。人类不得不依据“信念”、“谣言”和“先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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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领域，如灭火、照顾重症婴儿或者驾驶飞机，专业知识可以累积起来。在其他领域，如选择股票、制定政策或者养育孩子，原因与结果之间的间隔时间过长，而且反馈也模糊不清。吉姆·杉图曾指出，在下列前提条件下，人类无法真正地获取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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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领域处于动态变化当中。 必须针对人类行为开展预测。 缺少获得反馈的机会。 任务重复次数不够，无法建立起典型性的知觉。 可尝试的机会较为匮乏。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应该小心谨慎，不可误以为“经验一定能够转化为专业知识”。在这种类型的领域，经验会让我们在处理事务时更加得心应手，显示出我们在该领域已经摸爬滚打多年。但是，除了这些自然而然处理的日常事务外，我们的专业知识或许也就乏善可陈了，真正积累起可靠专业知识的机会，可能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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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迪·柏罗曾经探讨过“组织内的成员学习不同种类复杂技能的方式”这一问题。她发现，掌握了例行公事的员工与真正的专家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如果她分配违背常规的任务，专家能够迅速注意到异常之处，并且寻找出解决方法。为了达成理想目标，他们可以随机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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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专业知识的积累，我们究竟该持何观点呢？艾里克森和查内斯所开展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只要进行足够的练习，任何人皆可成为任何领域内的专家。鲁索和舒梅克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思维先天就存有谬误。杉图则提出了一种折中观点，他认为，某些领域内的专业知识更加容易获得。简而言之，并不存在明确的答案。但是，针对专业知识累积的方式，我们则可以针对若干基本的原则，提出更加鞭辟入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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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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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决策表现的一种方法就是在思考其他针对情境的解释和诊断时，须更加小心谨慎。进行心理模拟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最小解释法”谬误，导致个体无法意识到问题的早期警示信号。为克服此问题，可以采用本书第五章曾经介绍过的“水晶球”方法。该方法的要义在于，在看待眼前情境的过程中，试想有一个水晶球可以预知未来，它会告诉你，现有的解释方法出现了错误，因此你要尽力构思出新的想法。每当你初步构思出一种新的解释方法时，都要考虑到更加全面的各个因素以及更加细微的差别之处。这将帮助个体不再仅仅执着于单一的解释方法。水晶球方法并不适用于时间压力较大的任务。但是，如果时间充裕，我们可以借助于该方法的练习，去体会“执着于某一假设之上”的感觉。这种判断力将有助于我们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作出优质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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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应用就是要接受“所有的错误都是不可避免的”。在复杂的情境中，无论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仍然无法完全避免错误的出现。简思·拉斯姆森在开展核电厂相关的研究中得出了这一结论。核电厂本身就是最为关注安全问题的一个领域。简思指出，典型的处理问题的方法不过是制定防控措施，减少问题的出现概率，譬如：增加警示数量、保安数量、自动关闭机制以及其他的防控措施。这些工作的确可以减少失误数量，但是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错误仍旧会出现，事故也持续会发生。在一个大型防卫系统之中，如果事故能够“穿透”所有的防卫机制，那么操作员如果想要将其探测出来并且进行纠正，则难上加难。请读者回想示例四十二“飞行管理混乱系统”。本来为了减少错误的电脑模块，反而制造了一个更加棘手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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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深度的防卫措施也无济于事，拉斯姆森提出了另外一种应对措施：无须建立防卫机制，要接受故障和错误的出现，但是要让它们的存在更加明显可见。我们可以尽力设计出更加合理的人机交互界面，协助操作员迅速意识到错误的出现，然后进行诊断及应对。我们不能完全依赖机器（扩展来说，也包括设计师的智慧），而应该信任操作人员的能力，确保他们可以借助相关工具，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都维持合理的情境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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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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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谬误无法解释欠佳的决策。 压力不会导致错误的决策策略，但会限制我们在进行决策过程中所考虑的信息。 绝大多数欠佳的决策或许皆为知识及专业知识不足的结果。 如果某一领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反馈匮乏，而且经验的数量及变异性都较为欠缺，那么相关经验很难直接转化为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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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出正确决策 第十七章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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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探索人类在决策方面所具备的长处和能力。虽然经验千奇百怪，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可透彻地理解周遭的世界。即使无法达到高等级的专业知识水平，即使面对着不确定性和重重压力，一般情况下，人类都能够找到有效的方法，实现目标、改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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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将关注点放在了“长处”之上，“力量之源”之上，它们非常难于研究和理解。这些能力反复出现在自然主义决策的相关文献中。如我们所知，它们很难检验，但研究者不可因此而刻意将其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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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探讨的力量之源，一般用于人类弃用演绎式推理或者概率理论的情况之下。过去十到十五年间的自然主义决策研究，孜孜以求地给这些力量之源正名。我们着力去理解人类真正所使用的决策策略包括哪些以及为什么这些策略存在合理之处，我们并不会将“理性的缺乏”看作“智能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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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研究对象都是十分优秀的决策者，这让我们的工作如虎添翼。我们会尊敬他们、钦佩他们。这种钦佩或许会扰乱我们的研究结果，但也可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其他很多研究多采用毫无经验的决策者，执行毫不熟悉的任务，只有研究人员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如此一来，被研究者所能做出的最佳表现，也不过是“不犯错”而已。研究者可以利用被研究者来探讨自己的理论，但是无法从被研究者身上收获什么领悟。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是一方无所不晓，另一方懵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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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研究中，这种关系颠倒过来。我们所研究的决策者无所不晓，我们则懵然不知，力图去寻找答案。同事和我不会将参与研究的决策者称为“研究对象”。相反，我们更加乐于使用“参与者”或者“专家”这些称谓语。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验证假设”，而是“追随求知欲的引领，一窥专家所用策略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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