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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舞台剧的主题通常关乎人的命运，这一点与戏剧如出一辙。剧中人物的理想和命运之间的差距增添了这些舞台剧的悲剧色彩。莎士比亚时期，掌控自身命运看似已成为人们思想意识的一部分，但要做到这一点却很难，所以那些挑战命运的人总是遍体鳞伤，直至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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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主题在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朱利叶斯·恺撒》中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在这部戏的前半部分，恺撒接收到各种各样明显的警示，他称之为预言（比如“留心3月15日”），这些预言预示了他的加冕礼可能会演变为一场屠杀。恺撒当然不会在意那些预言，他始终自信地认为，这些预言只是预示着别人的死亡，否则，他当时就会留意。结果，恺撒遇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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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借西塞罗的话警示我们，“(可是)人们照着自己的意思解释一切事物的原因，实际上却和这些事物本身的目的完全相反”。这句话对于所有正在对自己新发现的大量信息进行选择的人，都不失为一条好的建议。人们很难从干扰他们的噪声中分辨出有用的信号。数据展示给我们的通常都是我们想要的结果，而且我们通常也能确保这些数据令我们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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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说《朱利叶斯·恺撒》这部戏剧中含有的宿命论、占卜术和迷信思想，是古代预言思想的开端，它同时也介绍了一种较为现代且较为激进的思想：我们可以对这些迹象进行解释，从中获益。在戏中，卡修斯说，“有时，人们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希望能劝服勃鲁托斯参与谋害恺撒的阴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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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人们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这一思想便广泛传播开来。“预言”和“预测”这两个词在今天大多数的情况下可以互换使用，然而在莎士比亚时代，它们却有着不同的含义。“预言”是指占卜者告诉你的话，而“预测”则更像是卡修斯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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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一词源于日耳曼语，而“预言”一词源自拉丁语。“预测”反映的是新教世俗思想，而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理想世界。“预测”是指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进行计划，这一行为需要谨慎、智慧和勤奋，更像我们今天所说的“预见”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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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思想的神学含义是十分复杂的，但对于凡尘俗世中那些追逐利益的人来说，这些含义就不那么复杂了。预言思想的这些特质与那些新教徒的职业道德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工业革命的开始与预言思想不无关联。“预测”与“进步”两个概念紧密相关。所有相关书籍中的所有信息都应有助于我们规划生活，都应成功地预见整个世界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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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引领“圣战”的新教徒们都在学习如何用自身积累的知识改变社会。工业革命主要始于新教国家，而且多半发生在那些言论自由的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宗教思想和科学思想可以自由传播，人们也不必对审查制度心存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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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的重大意义难以尽数。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经济增长的速度曾经为年均0.1%，这个增速足以匹配当时人口数量平缓增长的状况，但人均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任何显著提高。然后，经济形势突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经济增速急剧超越了人口数量增长的速度，尽管偶尔也会出现全球金融危机，但这种高速增长的态势时至今日仍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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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印刷机引发的信息大爆炸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好的世界，因为它仅用了330年的时间就为我们带来了不可尽数的好处，而与此同时有几百万人在欧洲战场上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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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2 1000-2010年间全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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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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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信息增长的速度过快，而我们处理信息的能力尚且不足，情况就很危险。过去40年的人类历史表明，把信息转变为有用的知识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一不小心，我们就有可能倒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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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并不是特别新的术语，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这个术语便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而与之相关的术语“计算机时代”使用得还要早一些，1970年就有人用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计算机虽然没有在家庭中普及，但在许多实验室和学术机构中却越来越普及了。这一次，没有经过300年的时间，信息技术的增长就已经开始为人类社会创造实实在在的利益了，但是人们也等了15~20年才享受到这些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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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经对我讲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是典型的“大量理论堆积如山，验证数据少得可怜”的时期。当时，人们已经开始用计算机制作地球模型，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发现这些模型太过粗劣，而且与实际不符，计算机可达到的精确度根本无法替代预测的准确度。这一时期，人们作过很多大胆的预测，涉及范围从经济学到流行病等各个领域，但是这些预测通常都不准确。比如，1971年，人们声称可以预测出未来10年内的地震次数，而实际上，这在40年后的今天仍实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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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计算机热非但未能推动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反而造成了两个领域生产力水平的短暂下降。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生产力悖论”。罗伯特·索洛曾经在1987年写道：“计算机无处不在，可生产统计中却不见其身影。”1969~1982年，美国经历了4次经济大衰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才开始好转，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则鲜有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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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3 每项专利申请的研发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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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比经济发展更难判定，但科技进步有一大标志，即专利的数量，尤其是与研发投资相关的专利数量。如果一项发明的成本降低了，这就表明我们善于利用信息，并将其转变为知识。而如果发明的成本增加了，那就说明我们正在噪声中寻找信号，这无疑是在错误的方向上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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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每个发明者的每项专利上的耗资都接近150万美元（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这一数字在信息时代初期有增无减，1986年更是成倍增长，最高达到3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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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越来越注重新技术带给我们的实惠，20世纪90年代我们又一次提升了科学研究的生产力。各项研究不再硬钻“牛角尖”，计算机开始被用于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促进经济发展。通常情况下，许多预言从长远角度看算作进步，而从短期角度看则成了倒退；而许多从长远来看似乎可以预知的事情，同时也会妨碍我们进行完美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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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承诺与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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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最流行的术语要数“大数据”了。根据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估计的数据来看，现在我们每天生成的数据高达250兆亿个字节，超过过去两年里生成的数据总量的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