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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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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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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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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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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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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 H1N1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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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埃博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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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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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甲型 H1N1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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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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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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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一种传染病爆发之初的数据经常被误报。例如，之前列举的美国艾滋病诊断病例的数据是在事件发生多年后才统计出来的。即使是时时更新的数据，对预测的帮助也不大。然而，如果依据科学家们当时实际使用的数据，预测结果会更糟糕。这是因为艾滋病出现之初，很多病人（甚至很多医生有时）对这种疾病所知甚少，使预测更加困难。许多带有艾滋病症状的奇怪并发症尚未查明病因或被误诊——艾滋病引发的机会性感染一直被误认为是这种疾病的主要死因。几年后，医生重新审阅旧的病例记录，才对艾滋病出现之初的发病率作出比较准确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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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确的数据也是导致2009年 H1N1病毒预测失败的原因之一。那一年，墨西哥 H1N1流感病毒的致死率出奇的高，而美国 H1N1流感病毒的致死率却极低。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与两国医疗服务水平的差距有关，但主要差异还是统计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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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死率是相对简单的比率关系：由病死人数除以患病人数得出。但是，方程式中的两个数据都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墨西哥倾向于把其他形式的流感甚至其他疾病导致的死亡全都归因于 H1N1。实验测试显示，被认定为 H1N1致死的患者中有1/4的人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病症。另一方面，H1N1流感病例数肯定存在少报、漏报的情况，也许报告值和实际值之间相差几个数量级。像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没有美国那种成熟的新闻报道体系，也没有“一有不适便去就医”的生活习惯。H1N1病毒进入美国之后的传播如此之快，可想而知，在墨西哥很有可能有几千甚至几万个轻微甲流病例没有上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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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H1N1病毒已经在墨西哥南部和中部地区传播了很久，数月后才引起医学界的关注（尤其是在医学专家开始忙于关注亚洲的禽流感之后）。2009年3月初，有报道称维拉克鲁斯市一个名叫洛里亚的小镇爆发呼吸系统疾病，当时镇上大部分人都已染病，但是墨西哥政府最初认为该病是由一种更为常见的流感病毒 H3N2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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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H1N1病毒一进入美国就成为媒体炒作的噱头，几乎没有什么病例可以逃过媒体记者的眼睛。有了如此高质量的报道，美国因 H1N1病毒致死的数据想必是相当可靠的。即使后来将一些最糟糕案例的情况从报道中拿掉，但已经太迟了，它们已经引发了公众的极大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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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实现预测与自我否定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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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涉及人类活动预测的案例中，预测行为本身就会改变人的行为方式。有时，这些行为的改变也会对预测结果产生影响，要么使结果无效，要么令结果更加准确，在经济学领域就是如此。流感和其他传染疾病的预测也受到这一问题的两方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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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预测会自动实现，这种情况便可称为自我实现预测，或自我实现预言。在一场多候选人的竞选中，如美国总统初选，随着政治民调的公布，这类预测情况就会出现。在这类竞选中，投票者会战略性地选择那些有可能获胜的候选人，这样就不会浪费自己的选票了，此时，一份公之于众的民意调查就会成为候选人成功与否的最佳风向标。举个例子，2012年艾奥瓦州共和党核心竞选的后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瑞克·桑德鲁的支持率奋起直追，拥有16%的投票率，而之前他的支持率只有10%。这份民调与众不同——在 CNN 公布这份民意调查之前，其他的调查均未显示桑德鲁有奋起直追之势。这份民调为桑德鲁营造了良好的媒体宣传氛围，一些选民开始放弃那些执政理念与其相似的候选人，如迈克·贝奇曼和瑞克·佩里，转而把选票投给桑德鲁。不久之后，桑德鲁赢得了艾奥瓦州的选举，而贝奇曼和佩里早就结束了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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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娱乐等领域有许多更加微妙的例子。这些领域间的竞争主要是猜测消费者的喜好——但是，商家也可以通过巧妙的营销计划影响消费者的喜好。在时尚界，有种类似家庭手工业的机构会对下一季的流行色进行预测——通常要提前约一年作出预测，因为制衣生产线的调整需要时间。如果一些有影响力的设计师将棕色定为来年的流行色，并开始大量生产棕色的衣服，还让模特和名人穿着棕色服装，门店的橱窗和宣称小册子上也都主推棕色，那么，公众可能也会逐渐追随这一潮流。而公众的反应往往是购买和消费棕色的商品，不仅仅是口头表达一下内心偏好。于是，“预测”到流行色的设计师在人们眼里便如同圣人一般，但即便当初设计师没有选择棕色，而是选了白色或黑色或淡紫色，情况也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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