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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和地震之间还可以进行另外一项有益的对比。古登堡–里克特定律认为，从长期来看，地震级别每增加一级，其发生频率就会降低10倍，而释放的能量则呈指数增长，约增加32倍。6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5级地震的32倍，7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5级地震的近10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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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地震级别增加一级，其释放能量的增速要比其发生频率高很多。假设发生10次震级为6级的地震才会发生一次7级地震，而这一次7级地震的危害就相当于10次6级地震的总危害。确实，低发的地震释放的地质能量会引发板块的一次大运动。1906~2005年发生了3场大地震——1960年智力大地震、1964年阿拉斯加大地震和2004年苏门答腊岛大地震——它们的威力相当于这100年间全世界所有地震所释放的能量总和的一半。所以，地质学家和应急预案规划者主要担忧大地震的发生。当然，小级别地震若发生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方，也会引起巨大损失（如2010年海地7级大地震），但大级别地震仍是我们必须担忧的对象，尽管它们发生的频率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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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恐怖袭击。仅“9·11”恐怖袭击事件就夺去了2977条生命——这还不包括恐怖分子的死亡人数在内——这比30年内（1979~2009年）其他北约国家死于恐怖袭击的总人数还多（图13–7）。而一次核打击或是生物袭击引发的死亡数，又会大大超过“9·11”恐怖袭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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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即使李维的观点是对的，即这些袭击发生的概率极低，但它们的危害却是无穷的。幂律法则估测造成百万人死亡的恐怖袭击——比如在时代广场引爆一枚原子弹——发生的年均概率只有1/1600。但这个比例可以这么看，每1600年会死100万人，即每年死亡625人，这个数字远远大于北约国家自1979年以来平均每年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180人。提及恐怖主义，我们既要大胆评估严重袭击发生的概率，也要大胆构想如何降低风险。因此，那些指向严重袭击的信号应该被放到更重要的战略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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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7 1979-2009年北约各国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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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大级别袭击的数学论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安全工作者的日常工作。1982年，社会科学家詹姆斯·Q·威尔逊和乔治·L·凯林引入了遏制犯罪的破窗理论，即通过集中处理轻度犯罪，比如破坏公物或轻度贩卖毒品罪，警方能有效树立法制风气，从而遏制更严重的犯罪。证明该理论的优点的论据相当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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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窗理论受到美国警方的热烈欢迎，从洛杉矶到纽约的警察都接受了这一理论，因为该理论降低了警方的工作难度，并且为他们提供了更容易达成的目标。抓捕一个16岁的少年吸毒犯要比破获一起汽车盗窃案或是阻止一场谋杀容易得多。人人都喜欢居住在更干净、更安全的社区。但是，破窗理论到底是否只是粉饰门面，这一点还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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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破窗理论类似的是被公共安全专家布鲁斯·施奈尔称为“安检表演”的安全措施，后者看上去很厉害，但实际的反恐效果并不大。商用航线所要求的复杂琐碎的安全措施正属于此类情况。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就完全不需要担忧机场的安全了，机场一直都是众多恐怖袭击的目标，而且恐怖主义也不乏一些盲目的模仿者——有些撞机事件和恐怖主义完全无关。在21世纪最初的10年，每2500万名乘客中只有一名死于美国商业航班上。就算每年飞行20次，死亡的概率也只比被闪电劈到的概率大一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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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恐怖分子不去炸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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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中提到的那些琐碎的安全措施多半是为了阻止愚蠢的恐怖分子，当然确实存在少数这样的恐怖分子。一个聪明的恐怖分子或许能凭借智慧逃过这些措施，或许他会将注意力转移到更脆弱的袭击目标上，比如公交车或火车。事实上，他只要把目标锁定在检票口就行，那儿人很多，安保却不到位。恐怖分子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2011年，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国际航班到港旅客区发生了一场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35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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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除了交通系统之外，安保措施薄弱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是为什么恐怖分子不去炸购物中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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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没有发生那么多恐怖袭击，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是没有那么多恐怖分子。要清点恐怖分子的人数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有一个常被援引的估值：“基地”组织人数最多时也只有500~1000人，其中包括一些随从和狂热追随者，还包括参与组织各项非暴力功能运转的成员，例如在“基地”组织中，一些胆小的家伙就得负责在该组织的网络瘫痪时对其进行重新修复。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凯思林·卡莉以叛乱组织的社交网络为研究对象。她告诉我，极端分子里只有1%的人真的很极端。确实，去做本·拉登的信息技术顾问促进“全球圣战运动”，要比当人体炸弹冲入人群炸毁自己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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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提出这类问题时，我们还是得十分认真，因为我们可能又会将不熟悉的事误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恐怖分子为什么不去炸毁购物中心”这个疑问在以色列人看来荒谬无比，因为那里经常发生购物中心被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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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批评指向克劳塞特的幂律法则，其中之一便是：与地震不同，恐怖主义是可以通过人为干预被制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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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特的研究表明，幂律法则并非与恐怖主义势力和反恐力量之间的较量没有关联，而是很可能因其而起。也许恐怖主义和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权衡，一种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平衡，虽然这种平衡状态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但它确实是存在的。如果想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都必须接受一定的恐怖主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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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斯菲尔德告诉我：“恐怖主义此消彼长。或许我们是最容易受恐怖主义攻击的群体。我们都是自由的人，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期望每天都能够过自由的日子，早晨起床出门送孩子上学时不用四下查看，唯恐被杀或被炸。但如果你总是提心吊胆，一改自由公民的行为举止，那就正中恐怖分子的下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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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色列比美国更容易成为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活在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之中。2012年一份对以色列犹太人的调查表明，只有16%的人认为恐怖主义是最可怕的事，而更多的人称他们对以色列的教育体系最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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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以色列政治家会直接宣称自己能够容忍小规模的恐怖袭击，但是这个国家的确能够容忍这一点。之所以容忍是因为该国的特殊国情——这里的每个人对恐惧都已经麻木了，这正合恐怖分子之意。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关键元素，就是如何在袭击之后恢复人们的生活秩序。比如，警察通常都会在4个小时之内清理现场，让每个人继续做自己的事。小规模的恐怖袭击在以色列被视为普通犯罪，不算恐怖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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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真正不能容忍的是潜在的大级别恐怖袭击（比如，邻国对其进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有证据表明，以色列的反恐方法卓有成效：以色列是唯一能让克劳塞特的曲线变弯的国家。如果用幂律分布的方法绘制出以色列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图13–8），你会发现，实际发生的大规模恐怖袭击的次数明显比幂律法则预测的少，自1979年以来就没有发生过造成超过200人死亡的恐怖袭击。以色列恐怖袭击幂律分布图很好地证明了它在国家安全战略上的选择是卓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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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81979-2009年以色列发生的恐怖袭击的频率与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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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识恐怖袭击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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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的战略选择是什么，也不管在安全和自由之间如何做权衡，我们都要从寻找信号开始。好的情报机构是反恐的第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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