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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中提到的那些琐碎的安全措施多半是为了阻止愚蠢的恐怖分子，当然确实存在少数这样的恐怖分子。一个聪明的恐怖分子或许能凭借智慧逃过这些措施，或许他会将注意力转移到更脆弱的袭击目标上，比如公交车或火车。事实上，他只要把目标锁定在检票口就行，那儿人很多，安保却不到位。恐怖分子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2011年，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国际航班到港旅客区发生了一场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35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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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除了交通系统之外，安保措施薄弱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是为什么恐怖分子不去炸购物中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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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没有发生那么多恐怖袭击，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是没有那么多恐怖分子。要清点恐怖分子的人数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有一个常被援引的估值：“基地”组织人数最多时也只有500~1000人，其中包括一些随从和狂热追随者，还包括参与组织各项非暴力功能运转的成员，例如在“基地”组织中，一些胆小的家伙就得负责在该组织的网络瘫痪时对其进行重新修复。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凯思林·卡莉以叛乱组织的社交网络为研究对象。她告诉我，极端分子里只有1%的人真的很极端。确实，去做本·拉登的信息技术顾问促进“全球圣战运动”，要比当人体炸弹冲入人群炸毁自己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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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提出这类问题时，我们还是得十分认真，因为我们可能又会将不熟悉的事误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恐怖分子为什么不去炸毁购物中心”这个疑问在以色列人看来荒谬无比，因为那里经常发生购物中心被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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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批评指向克劳塞特的幂律法则，其中之一便是：与地震不同，恐怖主义是可以通过人为干预被制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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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特的研究表明，幂律法则并非与恐怖主义势力和反恐力量之间的较量没有关联，而是很可能因其而起。也许恐怖主义和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权衡，一种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平衡，虽然这种平衡状态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但它确实是存在的。如果想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都必须接受一定的恐怖主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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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斯菲尔德告诉我：“恐怖主义此消彼长。或许我们是最容易受恐怖主义攻击的群体。我们都是自由的人，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期望每天都能够过自由的日子，早晨起床出门送孩子上学时不用四下查看，唯恐被杀或被炸。但如果你总是提心吊胆，一改自由公民的行为举止，那就正中恐怖分子的下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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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色列比美国更容易成为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活在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之中。2012年一份对以色列犹太人的调查表明，只有16%的人认为恐怖主义是最可怕的事，而更多的人称他们对以色列的教育体系最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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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以色列政治家会直接宣称自己能够容忍小规模的恐怖袭击，但是这个国家的确能够容忍这一点。之所以容忍是因为该国的特殊国情——这里的每个人对恐惧都已经麻木了，这正合恐怖分子之意。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关键元素，就是如何在袭击之后恢复人们的生活秩序。比如，警察通常都会在4个小时之内清理现场，让每个人继续做自己的事。小规模的恐怖袭击在以色列被视为普通犯罪，不算恐怖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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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真正不能容忍的是潜在的大级别恐怖袭击（比如，邻国对其进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有证据表明，以色列的反恐方法卓有成效：以色列是唯一能让克劳塞特的曲线变弯的国家。如果用幂律分布的方法绘制出以色列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图13–8），你会发现，实际发生的大规模恐怖袭击的次数明显比幂律法则预测的少，自1979年以来就没有发生过造成超过200人死亡的恐怖袭击。以色列恐怖袭击幂律分布图很好地证明了它在国家安全战略上的选择是卓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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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81979-2009年以色列发生的恐怖袭击的频率与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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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识恐怖袭击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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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的战略选择是什么，也不管在安全和自由之间如何做权衡，我们都要从寻找信号开始。好的情报机构是反恐的第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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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既定目标之一，是阻止伊拉克继续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那里实际上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关于进军伊拉克这一决议的几份独立分析认为，情报机构并非迫于小布什政府的压力才提供了错误信息，而是当时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内的这类机构都达成共识，认为伊拉克正在积极开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而且这些机构以几种重要的方式将这些情报误传给美国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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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观点有可取之处，但小布什政府告诉了公众什么、他们自己相信了什么、他们从情报官员那里知道了什么，我不确定这三者间是否能有这么大的区别。同其他类型的预测一样，在该领域的信号分析中，从错综复杂的数据中很容易看到你想要的数据。而当我们过于想要发动一场战争时，不可靠的信号来源也会被解读成可靠的，例如伊拉克战争发生前，伊拉克工程师拉菲德·阿尔贾纳比——代号“曲线球”——为了推翻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谎称自己过去服务的种子工厂是一座制造生化武器的秘密工厂，随后他承认自己编造了这一个虚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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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提到的国际象棋中，人类往往只关注一种或两种可能的走法而置其他更好的走法于不顾。而电脑就很少犯这种错误，因为它能对所有可能的走法进行检验，并能在几秒钟内识别出诸如鲍比·菲舍尔、加里·卡斯帕罗夫等高手用过的绝招。但电脑对每步棋的评估也不会都同样深入，它的权衡方式与人类有所不同。电脑善于广撒网，而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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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们总期盼世界只包括可能和不可能两个组成部分，且两者间界限鲜明，那我们在预测时就会过于自信或受未知的未知限制。既然不善于预测，那我们就应该进行对冲预测，而不是如菲利普·泰洛克口中的“刺猬”一样，死守单一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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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只有国家安全领域需要验证这么多反恐技巧。正如布鲁斯·施奈尔所言，安全问题的核心就是，各类连接中最薄弱的环节定义了我们的任务。如果你家前门是用钛镀的，还配备了武装警卫和一大群公牛，但你家还有一扇侧门，无论哪个小毛贼都能轻易从这里进入，那再好的前门也只是摆设而已。这些威胁是非对称的：当日本舰队鱼贯进入美军的防御盲点，发现美军大部分军火库都处在同一位置且极易被攻击的时候，即使用上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全部力量也于事无补。这就是为什么在“珍珠港事件”、“9·11”恐怖袭击事件上我们产生了认知分歧。而其实敌人打击的目标是可预测的，即我们最不希望被打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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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我推荐的一些思维方式有益于国家安全分析。比如，完全没把握做出某一决定时，贝叶斯定理的概率式思考方法也许更合适些，该思考方法鼓励我们同时提出许多不同的假设并考虑其发生的概率，当遇到与其有关的新信息时，还需要时常更新你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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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我们差点就识破“基地”组织的阴谋了。当时美国逮捕了扎卡里亚斯·穆萨维，这个伊斯兰极端分子对驾驶波音747飞机异常感兴趣。如何证明他的清白呢？或许他过去曾是一个有钱有闲的飞行爱好者。但如果我们为“恐怖分子可能劫持飞机，冲撞大楼”这个假设设定一个先验概率，即便概率很低，一旦发现相关情报，对此类恐怖袭击发生概率的评估值就应该大大提高。事实却正好相反，我们压根儿就没考虑过这一假设的存在，认为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未知的未知。正如“9·11”恐怖袭击事件委员会总结的那样，“整个系统都无法理解这一信息的潜在含义”，因此穆萨维的被捕未能帮助美国瓦解“基地”组织的袭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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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是说我们的情报机构就一事无成。如果说“9·11”恐怖袭击事件侦察失败必须要遭到谴责，那么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则该受到赞颂，因为自“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再无袭击发生——在11年前，我肯定不会做出这样的预测。情报分析家如同棒球裁判一样，犯错时常被谴责，表现出色时却无人喝彩。我并不认为情报领域的失败预测是一个天大的失败，如同我在本书中所列的其他失败案例一样糟糕；考虑到该领域预测时面临的挑战，这样的预测已经算是比较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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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9·11”恐怖袭击事件委员会推测的那样，我们之所以无法成功预测恐怖袭击，最大的原因在于我们缺乏想象力。预测时，我们需要在好奇和怀疑之间寻求平衡。这两者是可以相互协调与融合的。我们越是渴望检验自己的假设，就越愿意承认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存在很多不确定，越愿意承认不可能做出完美的预测，越不会陷入失败的恐慌中，也会有更多的自由让思维驰骋。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作进一步的了解，我们也许就能做出更多准确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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