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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城邦”建立后，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仪式要完成，这就是：“移民城邦”派人回到“母城邦”来迎接神祇，迎回供奉，从此表示“移民城邦”同“母城邦”在血缘上是一脉相承的。尽管“移民城邦”是由“母城邦”分离出来的，但既然“移民城邦”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城邦了，一切大事由“移民城邦”的公民大会作出决议，所以“移民城邦”同“母城邦”之间是平等的、相互尊重对方的主权的。“母城邦”和“移民城邦”之间不存在“主人-附属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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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母城邦”和“移民城邦”加在一起，希腊古代共有多少个独立的城邦，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据一些研究资料，有1500~2000个城邦，遍布于希腊本土、小亚细亚西南海岸、黑海沿岸、意大利半岛南部、西西里岛东部、地中海西部的岛屿上和北岸一带，还有北非的地中海沿岸等地。所有这些城邦合在一起称做“希腊世界”。“希腊世界”各个城邦的居民，都是希腊人，说希腊语，用希腊文字。虽然各个城邦供奉的神祇不同，但总的来说，它们供奉的都是希腊神祇。此外，这些城邦的建筑风格类似，生活习惯也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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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社会的传统和习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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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各个城邦建立之初，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保留了城邦建立前部落社会留下来的传统，都重视惯例，都服从习俗的力量。这对于维护城邦的稳定是非常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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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落社会留下的传统中，最重要的是这样四个原则：第一，人人必须忠于部落，忠于由部落或部落联盟演变而成的城邦，决不背叛。第二，每一个公民同其他公民都是平等的，都有参政的权利，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谁也不能剥夺公民的上述权利。第三，公民都有尽责为城邦服务的义务，一个公民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审判员、一个公职人员候补者，谁也不能推辞。第四，公民大会是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公民都必须遵守公民大会的决议。城邦领导人是公民大会推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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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例和习俗还有许多，但都是部落社会时期大家所公认的。在希腊人看来，惯例和习俗的力量不可违背。不合程序而当上领导人的，权力再大，名声再大，也不被公民认可。于是在希腊城邦出现了“僭主”这样一个称号，是指那些靠武力夺取领袖位置，或者是不合程序的父子相传、兄弟相传等私下传承而成为领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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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城邦，程序、惯例、习俗都比政绩重要。有的“僭主”上台以后，很有政绩，但由于不合程序，不符惯例，违背习俗，一直背着骂名。有的“僭主”上台以后，不管自己是不是挨骂，索性置之不理，而把本城邦治理得井井有条，但生前一直背着骂名，死后依然背着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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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希腊人痛恨“僭主”？因为公民们认为一个领导人最重要的品质是遵循公民大会规定的程序，遵循本部落或本城邦已经公认的传统、惯例和习俗，这是公民们能够信任自己的领导人的最起码要求。在希腊城邦的历史过程中，“僭主”很少成为改革者。这是因为，“僭主”登上城邦领导人的宝座是不合程序的，处处遭到公民的痛骂，所以他可以发展经济，可以抗击入侵者，但不敢大胆进行改革，因为改革必然要触动部落社会的传统，必然要废除或变更旧的惯例和习俗，他怕因此树敌太多。从历史上看，希腊有些城邦所进行的重大改革都是在合法领导人执政期间推行的，这样，阻力最小，改革成功的希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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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雅典改革、经济发展和民主制度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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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土地制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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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资料，在阿提卡半岛上只有村和小镇，雅典城是后来才建设的。半岛上有四个互不隶属的部落，部落的合并是建城的必要前提。半岛上四个部落的合并出于自愿，不曾受到外来的干扰。但直到四个部落合并和建设雅典城之时，雅典依然是一个农业社会。由于阿提卡半岛上的土地不算肥沃，雅典的农民不得不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改良土壤。最初，雅典城的建设主要是为了便于管理，后来城里的住户多了，商业也就兴旺起来，港口和道路建设市场的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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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雅典的土地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受到了关切，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感到部落社会保留下来的份地分配制度对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束缚。在部落社会期间，贵族是掌握大权的，其中包括份地分配的权力。在城邦建立后，贵族掌权情况未变，于是好地、交通便利地区的土地以及离市场较近的土地纷纷被分配给贵族家庭，从而引起平民的不满。何况，城区人口越来越多，居民家庭用于建房的土地越来越不够，这进一步激化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土地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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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雅典的土地问题绝不仅限于此。要知道，过去多年来已经分配给公民家庭的份地，由于世代相传，再加上多子嗣情况下的土地细分，人们已经把领到的份地当成了私有财产。没有人愿意把这块世代相传的份地交出去，纳入重新分配的土地之列，贵族家庭占有的土地更不可能交出去重新分配。既然份地已经被视为私有，任何重新分配土地的设想都将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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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了灾荒之年，贫穷平民为了活下去，只得把自己的份地转让出去。尽管份地是禁止买卖的，但这已经挡不住土地的转让之风，贵族和富裕的农民乘灾荒之机扩大了田产，或雇工耕种，或采取分成制的办法租给少地或无地的农民耕种。这表明，在份地无法收回重新分配的情况下，雅典走向土地私有化已经难以避免。贵族和平民、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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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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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部落社会期间，阿提卡半岛就已经使用奴隶作为劳动力了。但当时农业中使用奴隶的农户很少。在城邦建立后，采矿业发展起来，工商业逐渐兴旺，那里开始使用较多的奴隶。奴隶来自何处？一部分是战争中被俘虏的外邦人，还有一部分是从外邦购入的。在雅典城邦建立后，雅典的实力增强了，雅典着力于建立强大的舰队，逐渐成为爱琴海的海上霸主。从这时起，一方面雅典工商业、海洋运输业、采矿业和邦内公共工程的建设急剧增加了对奴隶的需求，另一方面雅典从海外俘获和购入的奴隶数量也不断增多。供给刺激需求，需求又反过来刺激供给。在这种情况下，雅典使用的奴隶人数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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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和平民之间矛盾的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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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于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各个城邦的社会主要矛盾始终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雅典集中反映于以下三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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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土地分配问题。正如前面所讲，土地供给越来越紧张，土地实际上已经私有化了，重新分配土地一直是雅典的难题，贵族和平民二者谁都不愿作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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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此必然涉及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问题。部落社会期间的惯例不可能改变，实际权力掌握在控制长老会议的贵族手中。议事机构长老会议的成员全都由贵族担任，而且是终身制。执政官权力很大，执政官的任用在形式上虽说要由公民大会决定，但实际上是由长老会议提名。这样，平民对贵族的不满必然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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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城邦公民一律平等的原则还能不能坚持下去？这主要同债务奴隶制有关。由于土地问题日益紧张，而负债的公民人数却越来越多，于是有公民身份的穷人因负债累累而沦为债务奴隶，从而破坏了公民一律平等的原则。这同样引起了平民的愤怒，他们强烈要求废除债务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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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是导致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这样，在公元前6世纪初期，一场大规模的制度改革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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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大改革：梭伦改革（公元前594-公元前5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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