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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赢家，只有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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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时，斯巴达人从贵族到平民都欣喜若狂，因为斯巴达真正成为希腊世界独一无二的霸主了。然而，斯巴达真的成了唯一的赢家吗？未必如此。历史证明了斯巴达的衰落接踵而来。伯罗奔尼撒战争给斯巴达社会经济所带来的加速变化，远不是当初为战争胜利而欢呼的斯巴达人所能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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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斯巴达筹集大量军费，扩充军队，新建舰队，军费一方面来自对所攻占的原来依附于雅典的各个城邦财产的肆意劫掠。另一方面，对斯巴达境内的农民的税收并未减轻，而对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依附者（“边民”）和农奴性质的佃户（“黑劳士”）的压榨却加重了。结果，斯巴达同所占领的城邦的对立情绪一直无法缓解，斯巴达在那里的统治极不稳固。此外，斯巴达国内的社会矛盾激化了，有的村落发生了居民逃亡，甚至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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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斯巴达兵源不足，所以它占领了不少希腊城邦后，不得不只留下少数军队，负监督之责，而把城邦交给当地的亲斯巴达势力治理。但当当地反斯巴达势力增大后，斯巴达留下的少数驻军也就只好撤走，当地亲斯巴达的贵族们接着也纷纷逃走，这些城邦迅速恢复独立，但对斯巴达的仇恨却一直难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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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兵源不足问题如何解决？于是兴起了雇佣兵制度。这些雇佣兵来自希腊其他城邦，他们是为薪酬而来投靠斯巴达的，但他们不一定忠于斯巴达。斯巴达的社会风气败坏了，雇佣兵根本没有忠于斯巴达的责任感。而斯巴达的公民这时不愿当兵，因为斯巴达军官腐化了，在所占领地区胡作非为，收受贿赂，卖官收钱，因而斯巴达人不愿为他们效力。这样，斯巴达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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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希腊城邦中没有赢家，全是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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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雅典城邦制度的逐步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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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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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经过长达一百多年的改革，终于在伯里克利执政时期建立了古代史上绝无仅有的、比较完善的城邦民主制度，经济也达到了鼎盛阶段。但如果仔细分析，则可发现雅典公民的负担实际上是相当沉重的。他们的感觉是：当一个公民太累了，太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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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典，实行了抽签制或抓阄制，这的确是比较公平的制度，人人都有机会担任公职，而且每人限当两届，每届一年。总的来说，雅典公民对于抽签制或抓阄制比较满意。然而，一旦自己被抽中，就会抱怨太累。比如说，一旦当上了公民大会常设机构的成员，每个月要出席三次公民大会，不许缺席，会议时间长，清早就去，要听完所有的发言，最终投票，投完票才能离开。一旦被抽中当公职人员，不得推辞，满一年才许换。如果被抽中担任陪审员，也不许推辞，任期也是一年，在法庭中听取案件审理，还要执法。市场管理人员也是通过抽签决定的，一旦被抽中，必须担任，无法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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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使雅典公民叫苦不迭。这些职务都是轮流担任的，是光荣的义务，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而不是劳役。但穷人、家庭负担重的人、身体不很健康的人，当选了怎么办？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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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政治的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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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长时期的改革，在雅典，本来不大关心城邦大事和公民大会决策的公民都变得关心了。公民们都想表达自己的意见。于是街头政治活跃起来。谁想演讲，站在街头就行。广场更是理想的演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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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雅典，演讲术、诡辩术盛行起来。雅典有一些学校或讲习班，专门教听课者如何演讲，如何诡辩，这是一门很赚钱的职业。花钱上这些学校，学会诡辩，就能在政坛上一显身手。野心家们也就乘机拉队伍，立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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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政治越来越活跃。无论是贵族派还是平民派都学会了在民主的大旗下辩论、煽动、争吵、互骂。街头政治成为雅典闹市区的一景，结果使贵族派和平民派之间的冲突不仅越来越激烈，而且有长期化的趋势。凡是一派主张什么，另一派必定反对，不问城邦利益，不问是非曲直。由于任何一派都有公众支持，最后谁也控制不了背后的公众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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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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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街头政治的盛行，民主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起初还只是演讲者借此机会来表述自己对某项政策或某条法律规定的看法，久而久之，街头演讲的内容变了，变成了人身攻击，变成了无中生有、造谣陷害，政见的不同演变为刻骨仇恨，似乎非置对手于死地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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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被滥用了。街头政治和暴民政治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很快就越过了这个界限，民主的滥用必然导致民主的丧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贵族派和平民派两派斗争得不可开交之际，两派都出现了极端分子，贵族派中的极端分子认为贵族派和平民派这样长期斗争下去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不如干脆由贵族夺取政权，恢复以往的贵族专政格局，才能使本城邦恢复秩序。在雅典，一批贵族中的极端分子首先想到的就是勾结雅典的夙敌斯巴达，因为斯巴达是贵族掌权，斯巴达人是愿意帮助雅典的贵族夺回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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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为严重的是平民极端派。这些平民极端分子认为贵族派是绝不可能在政治权力分配和土地关系调整这两个方面作出让步的，不如由平民派直接过问此事，于是重新分配政治权力和重新分配土地便成为他们的目标。平民极端派把贵族看成是投降派、叛徒、内奸，说贵族没有一个好人。雅典和一些希腊城邦，由于平民极端派的横行，民主丧失了，而且民主还是在民主的名义下丧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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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坏的政府也比无政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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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典和其他一些希腊城邦中，平民极端派不管是否夺取了政权，社会秩序都陷入大乱境地。平民极端派夺得政权后，暴力行为变成了城邦政府的合法行动，社会混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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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极端派不讲法制，他们不承认过去公民大会通过的法律，认为那时通过的法律是有利于富人的，根本不用遵循。这股歪风不仅扰乱了雅典和其他城邦，而且加速了富人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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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斯巴达也难逃此劫。那里的平民极端派也乘机而起，凡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胜利后受派带军队驻防所占领城邦的军官和贵族，都被认定犯了贪污、受贿、囤积粮食牟利、敲诈勒索等罪行，即使退休以后也不能避免。于是斯巴达社会也因此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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