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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坏的政府也比无政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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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典和其他一些希腊城邦中，平民极端派不管是否夺取了政权，社会秩序都陷入大乱境地。平民极端派夺得政权后，暴力行为变成了城邦政府的合法行动，社会混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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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极端派不讲法制，他们不承认过去公民大会通过的法律，认为那时通过的法律是有利于富人的，根本不用遵循。这股歪风不仅扰乱了雅典和其他城邦，而且加速了富人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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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斯巴达也难逃此劫。那里的平民极端派也乘机而起，凡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胜利后受派带军队驻防所占领城邦的军官和贵族，都被认定犯了贪污、受贿、囤积粮食牟利、敲诈勒索等罪行，即使退休以后也不能避免。于是斯巴达社会也因此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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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平民极端派这样一折腾，希腊的各个城邦，尤其是受影响最大的雅典，成为无法无天、无人不担惊受怕的无序社会。“都是民主惹下的祸”、“自作自受，能埋怨他人吗？”、“宁肯不要民主，也比现在这样要好”，便成了雅典公民的口头禅。这就证实了当时的一句名言：最坏的政府也比无政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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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在民主政治风浪中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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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典，经过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和伯里克利改革，从部落社会向城邦社会转变的制度障碍逐渐被清除了。执政者有意识地培育中产阶级的工作一步步取得进展，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经济不断走向繁荣，人们的收入不断增加，中产阶级成长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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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雅典的中产阶级大体上由三部分人构成。一是比较富裕的自耕农，也就是家庭农场主。在份地已经私有化的情况下，世代传承土地成为事实。他们主要依靠家庭成员生产和经营葡萄园、橄榄林、蔬菜园，饲养牛、羊、猪、鸡、鸭等，出售葡萄酒、橄榄油、花卉、蔬菜、肉类、蛋、牛奶、奶酪、黄油等。有些农户还雇用了帮工，家里也有少数奴隶。这些奴隶往往同主人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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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中产阶级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私营工商业者。他们有手艺，开办手工作坊，甚至手工工场，或者擅长经营，从事国内外贸易。他们乘着雅典经济繁荣之际，逐渐积累了资本，生意越做越红火。他们不但雇用了帮工和学徒，也使用奴隶。有些奴隶靠自己积蓄的钱财赎买了自己，娶妻生子，也有些奴隶以自由民的身份，成为私营工商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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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中产阶级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自由职业者，如教师、医生、作家、演员等。只要社会稳定，经济兴旺，他们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收入也是较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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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的中产阶级是改革和发展的产物。中产阶级，无论上述三部分人中的哪一部分，都因改革和发展受益。伯罗奔尼撒战争使雅典遭到严重破坏，使中产阶级中绝大多数人损失惨重，但中产阶级仍存在着一些希望，认为只要议和了，战争创伤就会慢慢恢复。然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不断加剧的贵族派和平民派之间的斗争，平民极端派的横行无阻和是非不分，使雅典本来已遭受沉重打击的中产阶级处于雪上加霜的境地，他们是暴民政治的最大受害者。即使他们能苟活下来，家产也被掠夺了，市场萧条，生活困难，生意不好做了。他们穷困潦倒，再也称不上是中产阶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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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希腊城邦制度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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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的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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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头政治演变为暴民政治之后，雅典的社会动乱不止，经济日趋凋敝，社会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尖锐。中产阶级中不少人已经破产，正急剧地下降为穷人。穷人日益难以生活下去。在过去，城邦政府有积蓄，可以用来补贴穷人家庭，富人自愿捐助钱财，帮助穷人。现在，政府的积蓄已耗完，富人中有的逃到国外去了，穷人越来越失望甚至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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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世纪中叶，雅典陷入了深刻的社会危机。政府领导人，不管是贵族派人士还是平民派人士，全都束手无策。以前，雅典的中产阶级能够起着协调社会的作用，他们从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出发，多多少少以公益人士的身份向社会捐赠，帮助穷人，然而，由于战乱不已，他们自身难保，在协调社会贫富之间关系方面已无能为力，至少已力不从心。这样，雅典的社会危机不可能缓解而只会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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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贿赂公行也成为公元前4世纪以来雅典社会危机的特征之一。问题的严重程度远远不止于此。雅典国库空虚了，在平民极端派的煽动或操纵之下，公民大会下令全国有不动产的公民都要自动申报不动产数额，并按规定缴税，此外还要公民“自动捐献”，以解国库之急。这引起全国所有拥有不动产的公民的惊慌失措。瞒报、少报、不报、转移财产的现象随处可见。政府出动警力，查处隐瞒财产、转移财产、少报或不报财产的人，稍有积蓄的公民都惶恐不已，能逃的逃，能躲的躲。民主政治变了，不仅变成了暴政，而且变成了“集体”名义下的暴政。雅典变成了“民主”大旗下的恐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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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城邦制度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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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城邦制度沦落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这样的地步，怎么维持下去？这又是一个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城邦公民面临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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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前面已经指出，世界其他地方都曾出现部落或部落联盟，也可以称之为“城邦”或小国，但最终都走上了统一的道路，而不像希腊城邦那样继续保持独立，长期处在“小国寡民”状态。希波战争发生后，希腊面临强大的波斯帝国的进攻，形势十分危急，希腊各个城邦组成联军抗击波斯大军，直到取得战争胜利。但在这个过程中，希腊并没统一为一个“希腊国”，小城邦依然是小城邦，独立如前。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以斯巴达为一方领袖、以雅典为另一方领袖的战争，虽然战争的结果是斯巴达获得胜利，但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并没有统一为“斯巴达国”或“雅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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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始终认为，一个城邦的希腊人没有理由去支配其他希腊人。即使再小的城邦，也应当让它独立，让它存在，而不能吞并它，让它成为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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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提出，雅典的社会危机已经无法缓解，因为无论是贵族派、平民派还是平民极端派全都找不出摆脱社会危机的良策。那么，雅典能找到摆脱城邦制度危机的有效办法吗？这是不可能的。理由是：尽管强邻压境，希腊各城邦也不可能统一为一个大城邦，组织希腊本土的人力、财力、物力去抵御敌人。希腊人不可能违背几百年来信守的“一个城邦不能吞并另一个城邦”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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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能不能进行彻底的城邦制度改革呢？这同样是不可能的。希腊的各个城邦，特别是雅典，不管眼前遇到多大的城邦制度危机，都不能抛弃民主建设的成果，返回旧体制去。正是在这种情绪和社会风气之下，希腊城邦制度的危机仍会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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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王国对希腊本土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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