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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170444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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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希腊城邦制度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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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的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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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头政治演变为暴民政治之后，雅典的社会动乱不止，经济日趋凋敝，社会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尖锐。中产阶级中不少人已经破产，正急剧地下降为穷人。穷人日益难以生活下去。在过去，城邦政府有积蓄，可以用来补贴穷人家庭，富人自愿捐助钱财，帮助穷人。现在，政府的积蓄已耗完，富人中有的逃到国外去了，穷人越来越失望甚至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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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世纪中叶，雅典陷入了深刻的社会危机。政府领导人，不管是贵族派人士还是平民派人士，全都束手无策。以前，雅典的中产阶级能够起着协调社会的作用，他们从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出发，多多少少以公益人士的身份向社会捐赠，帮助穷人，然而，由于战乱不已，他们自身难保，在协调社会贫富之间关系方面已无能为力，至少已力不从心。这样，雅典的社会危机不可能缓解而只会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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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贿赂公行也成为公元前4世纪以来雅典社会危机的特征之一。问题的严重程度远远不止于此。雅典国库空虚了，在平民极端派的煽动或操纵之下，公民大会下令全国有不动产的公民都要自动申报不动产数额，并按规定缴税，此外还要公民“自动捐献”，以解国库之急。这引起全国所有拥有不动产的公民的惊慌失措。瞒报、少报、不报、转移财产的现象随处可见。政府出动警力，查处隐瞒财产、转移财产、少报或不报财产的人，稍有积蓄的公民都惶恐不已，能逃的逃，能躲的躲。民主政治变了，不仅变成了暴政，而且变成了“集体”名义下的暴政。雅典变成了“民主”大旗下的恐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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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城邦制度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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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城邦制度沦落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这样的地步，怎么维持下去？这又是一个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城邦公民面临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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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前面已经指出，世界其他地方都曾出现部落或部落联盟，也可以称之为“城邦”或小国，但最终都走上了统一的道路，而不像希腊城邦那样继续保持独立，长期处在“小国寡民”状态。希波战争发生后，希腊面临强大的波斯帝国的进攻，形势十分危急，希腊各个城邦组成联军抗击波斯大军，直到取得战争胜利。但在这个过程中，希腊并没统一为一个“希腊国”，小城邦依然是小城邦，独立如前。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以斯巴达为一方领袖、以雅典为另一方领袖的战争，虽然战争的结果是斯巴达获得胜利，但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并没有统一为“斯巴达国”或“雅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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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始终认为，一个城邦的希腊人没有理由去支配其他希腊人。即使再小的城邦，也应当让它独立，让它存在，而不能吞并它，让它成为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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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提出，雅典的社会危机已经无法缓解，因为无论是贵族派、平民派还是平民极端派全都找不出摆脱社会危机的良策。那么，雅典能找到摆脱城邦制度危机的有效办法吗？这是不可能的。理由是：尽管强邻压境，希腊各城邦也不可能统一为一个大城邦，组织希腊本土的人力、财力、物力去抵御敌人。希腊人不可能违背几百年来信守的“一个城邦不能吞并另一个城邦”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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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能不能进行彻底的城邦制度改革呢？这同样是不可能的。希腊的各个城邦，特别是雅典，不管眼前遇到多大的城邦制度危机，都不能抛弃民主建设的成果，返回旧体制去。正是在这种情绪和社会风气之下，希腊城邦制度的危机仍会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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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王国对希腊本土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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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城邦处于危机当中，希腊人找不到可以拯救这一制度的方案。最后一击来自希腊本土以北的马其顿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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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不属于希腊本土。马其顿宫廷中虽然使用希腊语，但民间不使用希腊语。在希腊人看来，马其顿是一块蛮荒之地，所以把它排除在希腊世界之外。马其顿王国大约是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以后建立的，由国王统治，王位世袭。这里从未建立城邦或形成城邦制度。马其顿人自认为是希腊人中的一支，但希腊人总把他们看成是化外之民。马其顿国王和贵族则始终把南下希腊本土看成是自己的目标，在希腊各城邦实力强大的时候，他们不动声色，等待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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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雅典惨败，海军几乎全军覆没。马其顿人认为机会终于来临了。公元前359年，菲利普二世登上了马其顿国王宝座。他为了加强国王的实权，大大抑制贵族世家的势力，从此结束了马其顿王国建立后长期存在的国王与贵族世家共治的传统。菲利普二世接着重组军队，消除了来自北方的蛮族的威胁。同时，他大肆招募雇佣军，以分享战利品和从新获得的土地中拨出一块份地作为报酬来吸引希腊本土和海外希腊移民城市的青壮年前来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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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即将大规模南下的消息很快传到希腊各个城邦，人们议论纷纷。有人高兴，认为这样一来希腊世界有救了。有人发愁，惊呼希腊城邦的末日来临了。在希腊各个城邦形成了两派：一是亲马其顿派，二是反马其顿派。两派争论不休，但菲利普二世不管希腊人之间有什么意见分歧，一切按既定方针办。公元前357年，菲利普二世突破了马其顿和希腊的边界线，把希腊本土最北部的沿爱琴海地区纳入自己的版图。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中部地区的城邦向马其顿提出抗议，准备组成联军击退马其顿入侵者。然而，有些希腊城邦则害怕马其顿军队兵强马壮，自己抵挡不住，认为不如转而投向马其顿一边，以保持本城邦的生活安宁。公元前346年，马其顿穿过了希腊中部，直逼雅典附近。雅典和斯巴达都退缩了。希腊人不得不承认马其顿是希腊的解放者、拯救者和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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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形势下，雅典的主战和主和两派的斗争加剧了。两派相互指责。最后，主战派占了上风。雅典组成联军，底比斯参加了，斯巴达拒绝出兵。公元前338年，雅典-底比斯联军在喀罗尼亚战役中全军溃散。菲利普二世作为胜利者，对底比斯和雅典采取不同的策略。对待底比斯，菲利普二世采取高压政策，处决了一批反马其顿派的领袖，扶植亲马其顿的人士上台，建立了完全听命于马其顿的贵族寡头政府。对待雅典，菲利普二世采取安抚政策，释放了2000名雅典俘虏，并派出使者同雅典城邦政府会谈，条件是：只要雅典承认菲利普二世是全希腊的统帅，雅典同意在菲利普二世的领导下一起抗击波斯帝国，其余一切照旧。雅典同意了这一条件并归顺了菲利普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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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隔了一年，公元前337年，菲利普二世召开了科林斯会议，除斯巴达以外，所有希腊城邦都参加了。会议作出如下决议：一是承认菲利普二世是全希腊的最高统帅；二是希腊各城邦保持自治地位，且城邦之间不得进行战争；三是各个城邦的体制不变，仍按过去已有的程序和规则施行行政管理；四是取缔任何极端的社会改革活动，包括重新分配土地、废除债务、强行释放奴隶等，尊重私有财产权；五是维持社会安定，不得清算历史旧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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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城邦制度虽然在名义上保存了下来，但希腊城邦制度最重要的内容——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消失了。然而，只要社会安定下来，希腊人也就表示接受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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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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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典社会危机和希腊城邦制度危机相互交织的过程中，雅典作为希腊城邦中最著名的学术文化中心也产生了学术界的普遍困惑。两位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一是柏拉图，另一是亚里士多德，在思想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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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先谈一下雅典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被审判和被处死的事件。他遭到两项指控：一是说他不尊敬城邦所信奉的神祇；二是说他把青年人带坏了。这两项指控都被苏格拉底本人否认了，为苏格拉底抱不平的知识界人士也都否认了这两项指控。但执政当局坚持认为指控属实，苏格拉底必须被处死，除非他认错、悔过。苏格拉底拒不认错，也拒不逃走。他最终被处死（见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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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苏格拉底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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