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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八世复国后，对于住在君士坦丁堡的贵族采取优待的做法，即把他们原来的田产归还给他们，以便得到他们的支持，而对于外省的田产易主纠纷，则采取基本上维持现状的做法，因此实际上承认了田产易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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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米哈伊尔八世认为，对于支持自己复国的“志愿者”必须厚加赏赐。这里所说的“志愿者”，是指那些居住在君士坦丁堡城里城外的希腊人，多数以种地为生。在米哈伊尔·佩利奥洛格斯率军准备攻入君士坦丁堡时，他们是内应，是带路人。米哈伊尔八世决定把君士坦丁堡城内城外最好的土地赏赐给这批“志愿者”，让这些新的自耕农成为新王朝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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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收回了被强制易主的土地的贵族，还是基本上维持土地占有现状的地方贵族，无论是地方上的原有小农户，还是得到米哈伊尔八世赏赐的“志愿者”，全都卷入了农产品市场，从扩大的东罗马对外贸易中分享了一部分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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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庄从这时起已普遍采纳租佃制、分成制或雇工生产。使用奴隶进行农业生产的情况，在某些偏僻地带还存在，但奴隶来源减少，奴隶效率低下，奴隶劳动的监督成本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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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地租在佩利奥洛格斯王朝即已实行，到后来有些地方全部改用货币地租。但这种趋势后来发生了变化。大地主宁肯采取实物地租或实物分成制，这同东罗马金币贬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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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东罗马帝国晚期的农村经济仍是比较稳定的，只是士兵授田制这种做法已经难以恢复了。至于土地买卖，则是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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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罗马帝国晚期城市经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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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利奥洛格斯王朝的城市经济政策，同东罗马帝国中期各个王朝的城市经济政策相比，主要有四个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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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同业公会的作用缩小了许多。以前，东罗马帝国政府对城市的行业就有相当严格的管制政策，包括国家直接经营某些行业，在某些行业颁发特许经营证书，对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所组成的同业团体进行严密控制等。自赫勒克留王朝起，同业公会的作用已经有所缩小。自科穆宁王朝以后，政府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同业公会不仅权力缩小，而且不再以官方团体的身份进行活动。到了佩利奥洛格斯王朝，同业公会的作用仍在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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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手工业和商业的世袭身份制的规定，在佩利奥洛格斯王朝时代已难以维持，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儿子承继父业就行了。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作坊和店铺，雇工生产的情况日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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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教会，特别是寺院更多地参与市场活动。在破坏圣像活动停止后，在教会和寺院承诺服从皇权、服从政府的前提下，它们广泛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市场所需要的农牧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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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到了佩利奥洛格斯王朝，西欧的一些商业城市（如威尼斯、热那亚以及莱茵河畔的一些西欧城市）明显地具有商业优势。它们既拥有强大的舰队、船队，又有精致的手工业产品，其竞争力远远超过东罗马帝国的手工业品。因此，君士坦丁堡更多地成为一个转运中心，而不再具有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前的商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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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罗马帝国晚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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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晚期的东罗马帝国而言，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是关系到东罗马帝国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因为历来都是地方贵族乘中央政府衰败之机而伙同叛军推翻王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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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八世一心想恢复昔日东罗马帝国一统天下的局面，但力不从心。地方割据势力表面上尊重皇帝，由于大权在握，实际上越来越不尊重皇帝。1282年，米哈伊尔八世去世，其子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即位，同样遇到如何依靠地方贵族来巩固统治的问题。地方上的强大势力是皇帝不得不顾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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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罗马帝国的地方割据势力，又可以分为三个政治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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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派主张继续坚持东正教教义，既要抵制罗马教皇对东罗马帝国内部事务的干预，又要抵抗突厥人的西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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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派主张接受罗马教皇的建议，依靠罗马教皇和西欧国家的力量，合力抗击突厥人。他们的理由是罗马教皇毕竟是信奉基督教的，西欧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至于突厥人，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与基督教难以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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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派主张与突厥人和好，共同抵御由巴尔干半岛南下的南斯拉夫人中的一支——塞尔维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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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利奥洛格斯王朝的皇帝们举棋不定。他们认为，同突厥人修好是不可能的，把基督教的最高权威让位于罗马教皇，等于否定了东罗马帝国立国以来的传统；至于亲西欧国家，同样是不可取的，因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对君士坦丁堡的大洗劫给东罗马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东罗马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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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东罗马帝国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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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罗马帝国在夹缝中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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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前，塞尔柱突厥人是东罗马帝国最大的威胁。但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过程中，塞尔柱突厥人被十字军打败了，被迫撤出了尼西亚和小亚细亚西部地区。接着，塞尔柱突厥人又遭到了蒙古人的打击。13世纪初，蒙古大军西征时曾经经过伊朗的东部和北部地区，但很快就转向高加索地区，并由此进入俄罗斯。1252年，蒙古大汗蒙哥派他的一个弟弟旭烈兀率军西征，1256年征服伊朗全境，1258年攻占巴格达，灭掉阿拉伯人的阿拔斯王朝，1260年攻占大马士革，并以伊朗为中心建立了伊儿汗国。在伊朗和西亚地区，塞尔柱突厥人被蒙古人击败，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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