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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扩大而发展起来的货币借贷关系，在更大程度上同等级观念相抵触。在西欧封建社会中，当经营货币的商人们开始从事放债业务时，都是欠债要还，利率面议。借出款项的商人，在订立债务契约时，双方的地位却是平等的。欠债方不管地位多高，都必须履行还本付息的规定。欠债不还的封建主，到哪里都是理亏的，因为他是不讲信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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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贸易上的平等原则，被所有封建主共同遵守，因为大家都能从集市贸易中得到好处。破坏集市贸易的人受到所有人共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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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市开市期间，不准在集市上逮捕逃亡的农奴和逃犯；不准欺行霸市，任何人不准在集市上强买强卖；在开市期间，不准对过去欠有债务的人强行没收他的商品来清偿以前的债款，也不准在赶集期间没收欠债人的财产。在集市上，有进行捣乱、流氓行为和打架斗殴的，立即受到处罚。在集市开市期间，如果发生契约、债务等方面的纠纷，由专门组成的集市法庭开审。集市法庭判案时并不是根据集市所在地的本国法律，而是根据西欧各国商人在贸易活动中长期形成的习惯法。法庭判决的执行者是集市警备队。一个集市的场地有一定的范围，集市所在地的封建主以保护者的身份在界标上悬挂着自己的纹章，表示这块地方是集市所在地，是受某某封建主保护的，其他封建主有义务尊重当地主人的保护者身份。这表明，集市平等原则逐渐被众多封建主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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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170444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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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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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产生和发展的自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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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地的经济已经遭到严重破坏，那里原来的城市，不少被抢劫、焚毁。中世纪西欧的城市是用了好几百年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或者是在集市贸易发展过程中兴起的，或者是在罗马城市废墟之上恢复或重建的。公元10世纪以后，尤其是在11-12世纪以后，西欧一些国家掀起了重建城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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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封建社会中的城市不同于封建领主的城堡，也不同于大型修道院的围墙式堡垒。这些城堡或围墙式堡垒，纯粹具有防御性质，同商业和手工业发展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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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西欧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很大的自发性，它们完全不是按照某种预先设计好的模式，或按照某一个外部有权有势的掌权者的意志而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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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在兴起之初，究竟是一个政治中心，还是一个经济中心或商业中心？从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多样性角度来看，政治中心说和经济中心（商业中心）说都有例证可援，即某些城市可能先成为政治中心，后来成长为经济中心或商业中心，但也有一些城市可能先成为经济中心或商业中心，后来才成长为政治中心。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同集市贸易的兴起和人口的集聚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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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原有的城市被摧毁，或被抢劫一空，居民四处逃亡。这些城市后来沦为日耳曼蛮族诸侯国家国王或大封建主的驻节地，或某个基督教会主教的驻节地，社会秩序渐渐恢复，居民也渐渐增多了。在这些城市已经成为一定地区内的政治中心之后，集市贸易兴起了，商业逐渐繁荣，手工作坊纷纷建立，从而慢慢成长为地区的经济中心、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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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集市贸易的发展，成为经济中心、商业中心，然后再成长为政治中心的城市可能比较多。在一些十字路口、河流交汇处、教堂或寺院附近的广场，先形成地方性小市场，由于来往的商人多了，住在这里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多了，逐渐成为集市所在地。最初，这些集市是受到这一地区的封建领主保护的：一来封建领主可以收税，二来参加集市贸易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可以得到封建领主的保护。后来，集市所在地达到了一定规模，越来越受到当地的封建领主重视，组织了集市警备队维持治安，长期居住在集市所在地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了维持市场秩序，也增添了集市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最后，集市所在地商业兴旺，供应的物品周全，又有娱乐、演出和休闲等场所，封建主本人也就在这里盖起私人豪宅，成为封建主本人和家族成员常住之地。集市贸易的自发发展使这些集市所在地先成为经济中心、商业中心，以后又转变为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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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城市是在集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无论是基于过去罗马西部原有城市的废墟、遗址，还是基于新的集市所在地建立的城市，封建主或寺院的作用都不能被否认，但城市的恢复繁荣尤其是新城市的兴起，主要归功于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和手工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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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城市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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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城市是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这一过程长达数百年，城市的兴起是西欧社会经济演变的巨大的推动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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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政治意义上说，城市的出现和居民在城市的聚集，意味着西欧封建社会中一种体制外异己力量的产生。过种力量开始时仍是微弱的，但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城市自身力量的壮大，城市居民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他们要求自由、自治、自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反对封建主（包括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的斗争坚持不懈。城市虽然已经兴起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从政治上说，城市依然依附于乡村，依附于封建主。封建主有军队，有城堡，在军事方面有优势。因此，城市争取自由、自治、自主的斗争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城市进一步壮大了，才逐渐摆脱了封建主及其统治的乡村对城市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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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社会意义上说，集市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城市的发展，使西欧封建社会中的社会流动大大加快了。无论是水平流动的加速还是垂直流动的实现，都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农奴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老老实实地待在庄园里。他们向往城市生活，逃出庄园，进入城市。“城里的空气使人自由”。到处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只要在城市中住上一年零一天，你就是城市的居民、自由民了。当不同地区、不同身份、不同等级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城市以后，地区差异缩小了，不同身份和不同等级的人们整天聚集在一起，隔阂也就逐渐减少了。尽管在某些城市中很早就形成了富人区和穷人区，但某些活动的存在仍使得彼此和睦相处。城市的居民渐渐产生了“共患难”的意识，这就是最早的“市民”概念。“市民”概念被大家接受了，这就引导城市居民为建设“市民社会”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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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经济意义上说，随着集市贸易的发展和商业、手工业的兴旺，与城市经济活动有关的一系列新的制度在这个过程中陆续出现了。职业商人们奔走各地，他们见多识广，实际上起了促进城市间在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方面的交流的作用。在一个城市中已经推行的新体制，很快地就被其他城市所仿效，甚至被进一步创新，使之更完善。手工业者组成的行会、商人们组成的商人公会、外国商人建立的商馆制度、雇工们建立的雇工协会等，就是这样推广开来的（见图4-2）。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中各种新制度的出现意味着西欧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在不断探索一轮又一轮的制度创新之路。城市不同于封建主统治下的庄园，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制度创新，数百年一直维持原状，死气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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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文化意义上说，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化正在形成之中，其意义之重大绝不在政治上的变化、社会上的变化和经济上的变化之下。封建领主在自己统治的领地和庄园内采取的是愚民政策。庄园里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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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中世纪威尼斯的商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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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和他们的孩子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唯一掌握教育大权的是教会和寺院。然而，有了城市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商人的子弟、手工工匠的子弟、市民的子弟，甚至包括雇工的子弟和学徒，他们全都需要识字，接受教育。这样，城市中办起了学校。城市和乡村在文化方面走上了两条不同的文化教育道路。乡村只有教士和贵族子弟读书识字，城市中的居民则都进入学校读书。教士们传授的是基督教教义，城市的学校传授的主要是谋生和创业的知识和技能。从此，在西欧封建社会中出现了一批“世俗的”知识分子、“世俗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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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西欧城市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它们是中世纪封建领地、庄园和封建主统治的广大乡村的对立面，是“体制外异己力量”的产生地，是未来的“体制外权力中心”，在城市中出现的是一轮又一轮的创新浪潮。一种若干年后埋葬西欧封建社会的新型人物在城市中产生了。这是当初热衷于创立集市的封建主们料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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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意识和宗教观念的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