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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难以判断的是城市的举债活动。由于单靠税收的征集满足不了城市财政支出的要求，于是城市举债成为城市当局常用的手段。城市向谁借债？可能是商人，也可能是专门从事借贷的职业放款人。除此以外，自13世纪以来，在西欧一些城市实行了以“年金”方式筹集长期贷款的做法。具体做法是，投资者（债权人）将一笔款项一次性地借给城市当局，双方约定在一定时间内，每年按照双方商定的利率从市政部门取得“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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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城市为了增加税收，还开征了财产税。财产的范围很广，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财产可能在城内，也可能在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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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170444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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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西欧封建社会中反对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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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正统经济思想中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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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指出，封建主对于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认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会冲击封建主的统治，破坏封建主赖以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这样既能满足自己在生活上的需要，又有利于增强自己的实力，巩固自己的统治（见图4-3）。这种矛盾的态度在封建正统经济思想中也能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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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西欧封建社会中的正统经济思想？扼要地说，就是以罗马教廷为代表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也就是教会所反复宣扬的经院哲学。托马斯·阿奎那是当时西欧封建社会中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经院哲学家。他提出的“公平价格”学说，尽管在教会看来有不少争议，但大体上仍能被基督教传教士和信徒所接受。只要价格围绕着“公平价格”上下波动，就既可以满足人们对市场交易的需求，又可以使商业行为合乎理性，从而使基督徒改善生活的愿望既可以得以实现，又可以忠实于基督教教义，维护基督教所宣扬的道德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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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中世纪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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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13世纪末期起，在神学界，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一方，以约翰·邓斯·司各脱为另一方的争论却越来越公开化。为了论证西欧封建社会现实生活中商品货币关系日益扩大的正当性，托马斯·阿奎那以“公平价格”学说作为新的依据，以协调市场和道德之间的关系。司各脱则另辟蹊径。他提出，幸福不是单纯地遵守基督教的规范说教就能实现的，人们在这个领域内仍然大有可为，即幸福要靠人们的争取才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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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西欧封建社会的条件下，托马斯·阿奎那无疑处于主流地位，司各脱则是异端之一，因为他更强调人的主动进取精神，强调基督教徒追求幸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尽管司各脱的宣讲还动摇不了托马斯·阿奎那的主流地位，但循着司各脱的道路前进的，却不乏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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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卡姆进一步发展了司各脱的学说，成为14世纪前半期西欧神学界有影响的人物。奥卡姆认为，一个人的命运是由自己创造的，信仰领域和知识领域是两个平行的领域，神的旨意在信仰领域中占支配地位，而知识领域则不受神的旨意的支配，而要依靠人们自己。奥卡姆的思想在当时被罗马教廷斥为异端邪说，但却在一些城市中广为传播，并为自然科学思想的兴起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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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司各脱和奥卡姆走得更远的是罗吉尔·培根。他以火能烫手为例来说明实践比推理更可靠。他指出，如果一个人仅从推理懂得火是烫手的，那还不够，只有当他把手放在火上，他才知道火会烫手，才知道如何避开火，以免烫伤。可见，任何事情都要由经验来证实。罗吉尔·培根的思想实际上为西欧中世纪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哲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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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4世纪后期，威克利夫的学说进一步发展了司各脱、奥卡姆、培根的异端学说，成为新的反宗教代表人物。威克利夫提出，只有正义才配享有统治权与财产权，基督和信徒都是没有财产的，僧侣也应当没有财产。那么，在世俗人士中谁可以享有财产呢？他认为通过正当的商业活动而积蓄起来的财富是允许的。威克利夫遭到教会的谴责，死后被教廷定罪并掘尸焚毁，但他的思想却受到力图摆脱教会限制的城市工商业者的赞赏，直接为城市工商业者提供了积存财富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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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托马斯·阿奎那一派同司各脱、奥卡姆、培根一派之间有关商业活动和财富积累的正当性的争论，历经两个世纪之久，进入15世纪之后，基本上告一段落。城市经济的继续发展使市民（尤其是商人和手工作坊主）越来越不相信基督教正统学说的说教，他们宁肯信奉“公平价格”学说，相信“宗教领域归上帝，世俗社会归市场”的二元学说，并把“财富是人创造的、理应归于创造者”作为处世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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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哲学中享乐主义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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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成为正宗的宗教以前，无论在古代希腊还是古代罗马，哲学中的享乐主义一直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人要顺应自然，不要压抑本性，不要虚伪。到了西欧封建时代，在封建庄园内，由于经济衰败，在园中自给自足倾向加剧，乡村生活单调，再加上教会统治，古代哲学中的享乐主义已经没有立足之地，禁欲主义代之而起。禁欲主义所奉行的原则是：专心致志地独居苦修，清心寡欲，把终身奉献给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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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在集市贸易兴起和城市逐渐发展起来以后开始发生变化。人们追求更美好、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13-14世纪以后，古代哲学中的享乐主义又抬头了。其实，用“享乐主义”一词来表述是不确切的，应当说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因此，古代哲学中享乐主义的复兴，无非是人文主义的复兴，这是同稍后一些时候开始的文艺复兴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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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的复兴对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在城市中的一些人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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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正常的交易行为是顺应自然的，不应当加以限制，更不能加以压制。应当放手让人们去参加交易，参加各种商业活动，这符合人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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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消费使人们的生活得以改善，反过来又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因此，追求消费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压制消费是违背人的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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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人因从事正当的工商业活动而积蓄的财富，不应受到指责，更不能予以剥夺。剥夺个人的财产，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违背人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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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观点，基督教教义中所倡导的苦行违背人的本性，是一种阻碍人们生活改善的、无根据而又苍白无力的说教。人间的王国已被城市居民所热爱，城市生活是美好的，是通过大家的努力而能实现的。至于天上的王国，那只是传教士们所宣传的，是抽象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虚无缥缈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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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在城市居民中间，人们更相信的是人间的王国，而不是宗教所宣传的天上的王国。当然，在广大的乡村，变化同过去不大。农奴们仍然相信基督教关于天上的王国的说教。要广大乡村在观念上发生和城市相似的变化，还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