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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观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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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以后，一个普通的市民会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下述问题作出判断：是城市和行会组织推行的平均主义性质的措施更有助于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还是依靠市场、依靠商业活动更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虽经反复比较，仍然很难得出一致的看法。人们的伦理观念在发生变化，伦理判断标准在更替。这已经不再是有钱人需要什么和穷人需要什么的问题，而是已经演变为有能力的人需要什么和没有能力的人需要什么的问题。参与市场竞争，鼓励市场竞争，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越来越成为多数市民向往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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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商人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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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刚产生时几乎没有多少富裕商人。富裕商人是在城市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的，其中有些来自小商小贩，有些来自手工作坊主，有些出自本地，有些由外地迁入，他们不是祖业继承人，所以搬到城里来住，从事商业活动，也就成为富裕商人。不管这些富裕商人的出身如何不同，他们对于城市限制商品货币发展的措施都是不满的，因为这被认为限制了自身的发展。不仅如此，有些富裕商人还反对城市采取的平均主义措施，认为这只能鼓励懒惰，养活懒汉。富裕商人在城市里的影响越来越大，城市管理机构不敢得罪这些富裕商人。富裕商人的反对和不满，使城市管理机构左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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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四个方面可以看出，在城市的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措施推行到一定程度和延续一定时间以后，城市当局就会越来越感到棘手，感到困惑，甚至感到左右为难。只可能采取折中的做法，即既要安抚下层市民和顾及没有能力的人，以维持城市的安定，又要保证城市经济的继续发展，鼓励技术进步，促进市场竞争，以及照顾某些富裕商人的利益，调动城市中各种有能力、有专长的市民的积极性。到一定发展阶段以后，城市不可能再扩大平均主义的措施了，但是，城市中已经实行多年的平均主义措施又不容易一下子取消，因为那样做会激起下层市民的反对，甚至会引发社会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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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城市当局在持续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势必要顾及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安定的大局，采取折中的路线，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进，以免落入两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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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行为也是自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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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在西欧封建社会城市逐渐发展过程中依然处于不发达的状态。托马斯·阿奎那的“公平价格”学说是一种神学观点，或者说是一种哲学学说。它尽管引起了一些神学和哲学学者的质疑，但始终没有丧失它在社会上的主流地位。托马斯·阿奎那之后神学界和哲学界所涌现出来的一些具有异端色彩的新观点、新理念，虽然引起了城市居民中一部分主张进一步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人士的赞赏，但由于教会依旧控制着意识形态领域，这一类异端学说不可能对正宗理念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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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经济学还没有形成体系的年代。经济学，无论是宏观的思考还是微观的分析，还要再等待两三百年才能形成体系。到16-17世纪才出现了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到18世纪才兴起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师。因此，在城市发展遇到了上述难题的14-15世纪，是一个“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反对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呼声是自发的、零散的，反对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抗议行为同样是自发的、不成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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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正统思想的代表者依然是罗马教廷和它控制的各个教会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在教会组织有关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呼声和行动中，有时还掺杂了当时西欧一些国家反对犹太人的声音。这主要是因为：第一，犹太人信奉犹太教，在基督徒眼里，犹太人是异教徒；第二，犹太人在各地都抱成团，形成一个个封闭型的社区，这就进一步加深了隔阂；第三，犹太人在商业和金融业方面占据优势，引起各城市基督徒的嫉妒，排犹倾向越来越公开化，难以遏制；第四，犹太商人和放债人是反对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的，他们成为城市中贫穷市民的眼中钉。其结果是，一些城市中的排犹行为难以控制，犹太人的财产被洗劫，犹太放债人被抓获并被关押，甚至被赶走。很难说城市当局是有意识这样做的，但民间自发的排犹行为却给城市经济发展造成了损害，因为犹太人的离去，使得那些对犹太人较为宽容的城市受益（见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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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犹太人在进行船只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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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当时主张扩大商品货币关系的呼声和行动，以及主张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呼声和行动，包括一些城市的排犹行为，都是自发的，而不是任何机构和个人有计划、有预谋的设计的产物。再说，反对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主张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城市居民中，既有手工业者和商人，也有普通的市民。他们都从个人的角度来考察限制和不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利弊得失，从而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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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自发地反对限制商品货币关系也好，自发地赞成扩大商品货币关系也好，都改变不了历史的进程。历史依旧按原来遵循的路径前进。一场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变革就这样一步步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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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170444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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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第五章 西欧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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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170444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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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会手工业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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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会分化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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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商品生产是以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和基本上以生产者个人劳动为基础的一种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本身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在小商品生产者两极分化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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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封建社会，城市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以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参加市场交易的人来自四面八方，供交易的产品数额和交易的金额都越来越多，供求之间大体上平衡的格局被打破。市场越大，单个的小商品生产者就越是处于盲目的、自己无法控制的状态，控制不了自己的命运。以往，小商品生产者还能依赖城市的平均主义措施和行会对两极分化的遏制而勉强地支撑下去，到后来，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使得那些力量单薄而又跟不上技术改进潮流的小商品生产者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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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会是经营手工业作坊的行东们的组织，行会领导者是由行东们选择出来的。在早期，行东们推举有能力的、责任心强的、办事公正的行东担任行会领导职务，这与行东自身财产的多少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且，当时的行会还承担了许多公益事务，所以被选为行会领导者的人要有奉献精神，愿意出力出钱，而且舍得花时间。又过了一些年，城市经济继续发展，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使得行东之中出现了一批富裕行东。富裕行东形成了行会的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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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的行东更看中的是行会领导者手中的权力和作为一个行会领导者的社会地位，而不再是如何为大多数成员谋福利的使命。富裕行东把持了行会领导机构之后，或者修改长期沿用的行会章程，或者置原有的各项规定于不顾，带头突破这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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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不仅有手工业者组成的行会，还有商人的组织，通常称做商人公会。商人公会同手工业行会的章程一样，既有公益性的、互助性的规定，也有限制性的条款。商人公会在长时期内同手工业行会平行存在和发展。在市场扩大和交易量增长之后，商人们发财致富的更多了，不少大商人成为城市中的首富。以前，商人公会的地位同手工业行会的地位是平起平坐的，现在，拥有巨额资产的大商人的地位升高了，商人公会的位置也跃居于一般手工业行会之上。大商人作为商人公会的领导人更有可能被选入城市领导层，他们竭力修改过去限制城市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规定，以使之符合商人特别是大商人的利益。于是城市中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加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