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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的重组通常以生产要素的流动为前提。在工业化以前，某些西欧国家甚至在工业化开始后很久，生产要素仍然缺乏流动性。生产要素缺乏流动性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产权未界定、产权归属模糊、私人产权得不到确认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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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市场的不完善和不完整。商品市场在不少西欧国家的工业化以前是碎片式的，各地区分割，没有形成统一的全国性市场。而其他市场，如生产要素市场，要么还未建立，要么同样是地区分割的。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要到工业化进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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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情况是逐渐变化的。如果说在工业化初期人们还不了解生产要素流动和重组的必要性或对于生产要素的重组还有所顾虑和疑惑的话，那么久而久之，他们从实践中开始认识到生产要素市场的重要性。生产要素流动，是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必要前提。企业倒闭、破产并不一定是坏事，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这可能意味着生产要素重组的开始。许多企业家正是在市场中懂得这些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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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生产要素的重组有赖于企业的策划和组织。企业家是关注企业管理制度变化的人，也是筹集资本，以便扩大企业规模和业务范围的人。如果缺少合格的企业家，又缺少完善的、完整的生产要素市场，那么在市场竞争日趋剧烈的环境中，企业的壮大只是一种空想而已。合格的企业家都是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不得不感谢市场对他们的磨炼，市场增加了他们的知识，丰富了他们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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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过程中，法律趋向于完善、产权得到了保护、生产要素市场逐渐成长起来，这里既有政府官员的努力、理论家的贡献，也少不了工业化实践者们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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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过程中对财富的观念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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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四章已经指出，流行于中世纪西欧的财富观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同时，商人这种职业也被社会瞧不起，他们被认为是赚取不义之财的蛀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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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广大小农，他们即使在获得人身自由之后，也愿意留在农村务农，他们把土地看成是最重要的财产，死死守住它不放。在西欧大陆，农民们一听到有些激进的改革者在鼓吹平均地权，他们就躲得远远的，唯恐这些改革派人士把农民们的土地拿走，分配给无地的城市贫民。要让西欧国家的农民们转变对财富的看法，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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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开始后，靠工商业发财的人多了起来。但当时的社会风气主要是：赚了钱就买地建房，继续投资于工商业的人固然不在少数，但多数人的想法仍然是认为购地和建房最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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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产生以后，很长时期内并没有转变人们对财富的看法。加之西欧国家早期的证券市场是不规范的，经常发生证券诈骗案，人们因此产生的想法是：投资于证券市场，还不如投资于实物，而实物中最可靠的还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土地和房屋。这种多年形成的财富观念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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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艺就是财富”的观点，在中世纪的西欧就存在了，因为那时的城市中，一个人如果拥有某种手艺，就可以当工匠，可以开办作坊。尽管社会地位不同，但吃、穿、养家糊口是不成问题的。工业化开始后，这种看法一直保留下来。在工厂中，人们尊重技工，特别是熟练技工。至于从事一般体力劳动的雇工，照样是被社会瞧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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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人对财富看法的转变也是逐渐进行的，其过程同他们对生产要素重组的看法的转变相似。主要依工业化的推进及其对西欧各国经济产生的影响而定。英国是最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英国经济在19世纪前半期居于世界首位。此外，英国人对财富的看法也比西欧某些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更保守一些。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前期，英国同法国和德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缩小了；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德国以及美国都在经济发展方面超过了英国；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同美国、德国相比，竟落后了一大截。可以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才决定进行改革，但改革是不成功的，调整的速度仍然缓慢。不过，英国人的财富观念终于转变了，他们也习惯于把投资于工业和技术创新的资本看成真正的财富，英国人不再把土地和房产看成是唯一可依赖的财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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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过程中对竞争的观念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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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以前，甚至在英国已经走上工业化道路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欧大陆国家一些农村和城市依然存在回避市场竞争、限制市场竞争、害怕市场竞争的实际现象。农村存在一种“排外情绪”，农民不愿意外边的人进入农村。在城市中，因为行会规则曾经长期起作用，所以人们的竞争意识一直是受抑制的。小作坊主怕风险，求稳妥，这似乎是他们的本性。尽管有些小作坊主和工匠们在工业化初期敢于冒风险，敢于投资兴办工业企业，但总体而言，西欧国家的不少小作坊主跨越不了从小作坊主上升到工业企业家的门槛。他们赚钱后，多半投资于土地，乐于建房，而不愿再扩大企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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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害怕市场竞争、总想置身于市场竞争之外的观念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逐渐转变，而且始终只有一部分人真正转变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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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在西欧工业化初期同样是缺少竞争意识的。他们或者来自农村，来自小农户，或者他们本来就是作坊的雇工、帮手，或者是其子弟。他们害怕计件工资，害怕业绩考核，更害怕技术进步。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工业化开始后，工人们尽管被工厂雇用了，但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孤立无援的，唯恐会失去就业岗位。每一次技术进步，都是对自己就业的威胁，都是市场竞争给自己带来的灾难。而工业化初期由于劳动保护设施不完善，工厂中事故多，一出事故劳动者就有丧命的可能，至少非伤即残。当经济萧条来临时，他们时刻担心大祸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这种心理更增加了他们对前途的不确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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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教育人的。无论是已经投资于工业企业的小作坊主们，还是已成为工厂雇工的农民或过去的帮工的孩子们，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都受到了教育，慢慢也就适应了。他们也受到一些创业成功者的启发，感到在市场竞争中什么都依靠不上，唯一可以依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和对市场环境的适应。到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人们对于市场竞争逐渐适应了，他们的观念也跟着转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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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过程中对效率的观念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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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国家在工业化初期涉及的效率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企业的效率，二是政府的效率。企业效率的提高或下降，是企业主和工人共同关心的，因为这决定着企业的成败和兴衰，决定着企业主和投资者的利润变化，也决定着工人工资的多少和工人就业门路的宽窄。至于政府效率，则是全社会关心的事，其中包括了企业主、投资者、已在岗的工人和准备就业的人群，他们最害怕的是技术进步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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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工业化初期，西欧国家的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在企业效率方面的对立情绪也已经显露出来。企业主希望本企业能向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能使企业利润上升。为此，他们主张采取新技术，改造旧设备。而企业雇工同企业主的看法则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希望企业越办越大，自己的工资和奖金会增长；另一方面又担心企业技术进步以后会裁员，担心企业制定新的管理办法，把工人限制得更严格，动不动就处罚，于是工人就更不自由了。20世纪中期以后，各种有关企业效率如何增长的新理念日益扩大影响，企业认为单靠强制手段、压制手段是无法同本企业的工人和谐相处的，而工人如果采取消极抵抗的办法，表面上顺从而实际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企业效率将无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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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社会对政府效率观念的转变，前前后后也经历了一个世纪之久。就政府效率而言，无论在英国还是在西欧大陆国家，工业化开始时都是低效率的。一般来说，工业化开始后，政府的官僚管理体制未变，改革非常困难，办事效率低下，再加上当时在政府部门重要岗位任职的官员，往往凭借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甚至同传统势力勾结起来阻挠私人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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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政府效率问题到什么时候才有了较大的改善呢？有的人认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纳粹军队占领的一些国家在战争结束后整顿伪政府的官僚体制有关，因为在清除大批“附逆”官员的同时，新任命了一大批支持抵抗纳粹分子的官员，他们转变了作风。也有人认为，这种变化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西欧各国的政治改革浪潮，以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为主的要求日益普遍，从而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但更多的人认为，这与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欧国家社会各界对效率低下的办事机构和办事人员的责备，从而引起选民的强烈不满有关。他们在大选过程中通过不同渠道反映到各个党派，寄希望于新旧政府交替之后能着手解决行政部门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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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社会各界对西欧国家长期存在的政府部门低效率问题的观念已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已不再像工业化初期那样，或者不问不闻，或者信心不足，因而不愿再过问。他们逐渐转变为必须过问此事，以反映群众的心愿：提高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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