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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们之间的比较是自发的，也是经常的。不同收入的人们、不同行业的从业人员、不同地区的居民、不同家庭背景的人们之间，往往自发地进行比较，通过这方面或那方面的比较，常常得出自己这也不如别人，那也不如别人的结论，相对贫困的感觉也就不易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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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们自己通常把期望值和现状作比较。由西欧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可以发现，在经济增长的年份，人们对自己收入的预期往往偏高，于是期望值和现状之间的差距反而增大了，他们因此而对收入现状不满，认为自己依然处于贫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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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社会流动后所获得的收入往往有较大的期望值。比如说，人们在认真学习后得到了博士、硕士、学士之类的学位，并谋到一个新职位，人们因此对自己收入增长的期望值通常较高，然而实际上个人收入没有那么多，结果就会失望，认为自己依然处于贫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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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们也经常把现期收入同历史上高峰时期的收入作比较。正因为人们一般不把现期收入同过去曾经有过的较低收入相比，而经常同个人历史上高峰时期的收入相比，于是就会认为“今不如昔”，产生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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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中出现的这种同高峰时期相比而产生的抱怨情绪，可以对工资刚性、消费支出刚性、福利刚性等现象作出解释，也就是消费经济学中时常提及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现象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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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过程中的新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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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欧国家工业化开始后就不断出现的弱势群体现象，以及集团性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现象，就可以对工业化本身所带来的社会不满情绪有进一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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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当谈到个人对前途的不确定性是增大的。个人面临着两种不确定性：一是横向的不确定性，二是纵向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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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的不确定性是指“不清楚别人正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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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的不确定性是指“不清楚未来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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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不确定性长期伴随着每一个人，从少年直到老年。人人都处在一个正在发生变化的环境中，处在一个既无法摆脱而又无法改变的不确定状态中。人们的信息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正如有些人所说的：富人的烦恼和困扰不见得比穷人少。贫穷的流浪汉也许没有远忧，他只担心今天有没有人向自己施舍；而一个巨富或高官却不会停止思考，他们不会不想明天或长久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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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确定性，人们是被动的，也是力求适应的。但人们可以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或者早做调整，或者晚做调整。这种行为的调整，不管是事先调整还是事后调整，都是被动的。调整个人行为和作出调整决策的人，在不确定的大环境中，所考虑的无非是为了尽可能避免损失，或是为了尽可能增加收益而已。因此，在西欧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不同的人会由于种种原因而作出行为调整，但结果是赢是输依然是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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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绝对的利益和相对的利益都是事后才知道的。富人的不满不比穷人少，穷人的操心和烦恼之处不比富人多，原因的一部分正在于此。因此，西欧国家工业化中激进主义的参与者和倡导者，不一定都是穷人，也有些是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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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了工会组织。在西欧国家，产业工人在工业化初期一直是受歧视的，他们收入少，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差，社会地位低。这时，产业工人工会是一个激进的组织。但情况逐渐发生变化，产业工人工会变成了排外的组织。它排斥未加入工会的工人，甚至阻碍未参加工会的人递交加入工会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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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西欧国家相继出现了新激进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并没有固定的政党倾向或政党背景，而主要是因社会上较普遍存在的对工业化不满情绪的激化而涌现出来的一种思潮。大体上包括以下三种对工业化的不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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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认为在工业化继续推进的过程中，社会上的贫富差距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大了。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工业化的弊端、经济增长的后遗症。要求政府采取比过去严格的所得税制度、财产税制度，甚至还主张国有化，即对一些行业（如铁路、采矿、通信等行业）实行国有资本控股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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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认为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公平化，以便让更多的低收入家庭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这也是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措施之一。至于社会保障应该设置多大的范围，比如说，除教育、医疗、养老、困难户生活补贴以外，是否还包括住房保障在内，就有争议。是否把涌入西欧国家的大量非洲、亚洲和加勒比国家的移民包括在内，也是有不同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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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关注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有的西欧国家成立了绿党之类的新激进主义团体。这些团体强调工业化的进程已经给社会带来了灾难，如果政府再不在这些方面采取严格的禁令，社会迟早将被毁灭。这种思潮的影响至今仍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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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工业化开始至今已经200多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也70多年了，工业化开始后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确实值得反思，所以西欧新激进主义思潮影响的扩大，是毫不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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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工业化过程中的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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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逐渐壮大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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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逐渐壮大是工业化带来的重要结果。在中产阶级壮大以前，西欧国家都是金字塔形收入分配结构，即上层人数很少，中间阶层人数也比较少，底层人数却很庞大，他们都是低收入者。而且，当低收入者人数占社会大多数时，消费需求由于大众购买力低下而难以扩大。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向上垂直流动的渠道不仅不通畅，而且通道非常狭窄，越向上越狭窄。这样，要由底层向上流动就显得异常艰难，所以金字塔形收入分配结构有可能长久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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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开始后，西欧国家的金字塔形收入分配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变化的显著表现是底层成员开始向中间层流动，中间层成员中也有向下流动沦为底层的，但较多的是维持在中间层，只有少数人上升到上层。上层人员中一部分保持原状，仍在上层，但也有一些家庭因不同原因而向下流动，有落入中间层的，甚至有落入底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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