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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随着农村居民生活的安定和素质的提高，他们越来越关心并参与本地的公共设施建设。他们之中外出工作的比较有钱的人，往往以捐款的形式帮助故乡公共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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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西欧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由于城市居住条件比较拥挤或城市生活质量下降，他们之中有些人会迁居到农村，或在农村购买第二套住房，这样，商业性的企业也接着在农村开办服务业、零售业、电信业、公共交通业的分支机构，也就加快了农村的公共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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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只有全面地考察以上三个指标，才能符合实际地认识到工业化对农村、农业、农民的积极影响，也才能了解农民中有不少人已从过去的社会底层进入到中产阶级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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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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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收入分配结构不断地发生变化，即金字塔形收入分配结构逐渐向鸡蛋形收入分配结构转变。这一收入分配结构转变的速度，在工业化前期是缓慢的，而到了工业化后期则加快了，主要原因就是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简要地说，鸡蛋形收入分配结构的形状是两头小、中间大，即最富裕的社会上层和贫穷的社会底层的人数都占少数，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的人数占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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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国家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以及由此导致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一般来说，带来三个重要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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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金字塔形收入分配结构之下，贫富之间的差距很大，社会矛盾尖锐，而且难以缓解。而在鸡蛋形收入分配结构之下，社会上的贫富差距虽然仍旧存在，但社会矛盾多多少少缓解了一些。社会上有更多的人，包括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会努力维持社会的安定，并为进一步协调社会矛盾而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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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鸡蛋形收入分配结构之下，由于社会矛盾得以缓解，并有继续缓解的趋势，因此给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比较适宜的环境，同时也就使政府有财力继续从事扶贫工作，促进社会秩序的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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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于鸡蛋形收入分配结构的形成与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有直接的关系，以及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向社会表明由贫困的社会底层进入中产阶级的道路是比较通畅的，只要个人努力，就有可能摆脱贫困，升到中产阶级，这就大大鼓励社会底层人员学习知识和技能，勤奋工作或自行创新，增加收入，从而实现社会垂直流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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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欧国家工业化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会的凝固化是限制社会底层改善自身处境的致命性障碍。社会凝固化表明，一个社会，如果都是子承父业，父承祖业，代代相传，那么不仅职业是世袭的，而且贫困也世袭化了。也就是说，如果社会流动受到种种限制，垂直流动固然无法实现；连水平流动都十分困难，每个人都被束缚在某个起点上，社会凝固，个人也凝固在一定的地区、一定的职业、一定的社会等级之内，那么这样的社会就是极不公平的社会、没有生气与活力的社会。这种凝固状态，在西欧国家，正是在工业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被打破的。从金字塔形收入分配结构转变为鸡蛋形收入分配结构，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社会流动渠道逐渐通畅的结果，也就是社会凝固化逐渐被打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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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170444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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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第九章 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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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170444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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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更替和制度调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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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更替是推动工业化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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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更替是指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也就是指一种生产方式代替另一种生产方式。在西欧，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就属于制度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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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工业化过程中的制度更替，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制度的替代。法国的制度更替是激进的，它是以暴力手段、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德国的制度更替则是渐进的，即以渐进的方式来改变封建制度，从而逐步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瑞典在制度更替方面可能比德国还要渐进。直到19世纪中期，瑞典依旧是一个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社会，但在瑞典，19世纪中期以后，从瑞典国王、王室成员、大臣、贵族到平民百姓都倾向于制度更替，于是瑞典走上了缓慢地改革政治制度的道路。在没有发生大的政治斗争和社会震荡的条件下，经过20多年，瑞典实现了议会的改革，市民的代表和农民的代表陆续被选进了议会，贵族中的一些人也支持议会改革。议会改革的成功，使瑞典平稳地实现了制度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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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更替不同于制度调整。制度调整是同一个社会经济制度之下不同体制的转换。体制可以调整，可以转换，但体制的转换或调整都是在同一个社会经济制度之下进行的。在西欧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体制转换或调整的经历，但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并未因体制的转换或调整而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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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调整：从刚性体制转向弹性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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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先以封建社会为例。封建制度大致有两种体制，一是刚性体制，另一是弹性体制。西欧的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刚性体制，等级森严，重血缘，重出身，贵族世代为贵族，农奴世代为农奴。这种体制是僵硬的，不允许有任何重大的改变，封建统治者按照既定的方式进行统治。制度的僵硬或刚性，使贵族同农奴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城市的出现形成了体制外异己力量，组成了体制外权力中心，最终使封建制度瓦解了，使资本主义制度替代了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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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正因为西欧的中世纪社会是僵硬的封建制度的刚性体制，所以它经不起冲击，一经冲击，就瓦解了。西欧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成为日耳曼人统治的区域。西欧封建制度的确立大概发生在公元8世纪和9世纪，而封建社会中体制外异己力量（市民）的兴起和体制外权力中心（有自治权的城市）的壮大，大概发生在14世纪和15世纪。西欧的封建制度的刚性体制没有等到制度的调整，也就是没有等到从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的转换，它就濒临解体，被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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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中国在东汉、魏晋南北朝、隋朝、唐朝前期，也是刚性体制的封建社会，重门第，重血缘，社会流动受限制。但从唐朝安史之乱起，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巨大的震撼，紧接着是中晚唐五代大约200年的时间内，社会陷于动荡之中，一直到宋朝建立才安定下来。从宋朝起，中国封建社会实现了制度的调整，即由刚性体制转变为弹性体制。中晚唐五代这200年就是封建制度由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的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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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以后，中国的封建制度依旧存在，但封建制度的体制已改变了，由刚性体制变为弹性体制。例如，官员的提升有一定的规章制度，官员的录用凭科举制度，不再靠血缘、家庭高贵来决定，让平民有社会垂直流动渠道可循。又如，土地可以买卖，平民也能靠财富购买土地，而不像西欧封建社会那样土地由贵族世袭，平民不能占有地产。再如，农民可以向地主租佃土地，按约交租金，而并非依附于贵族和没有人身自由。此外，中国的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在地，城市居民有迁徙的自由，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中国的城市里没有像中世纪西欧城市那样的有自治权的市民等级，中国的城市也不是体制外的权力中心（见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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