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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先以封建社会为例。封建制度大致有两种体制，一是刚性体制，另一是弹性体制。西欧的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刚性体制，等级森严，重血缘，重出身，贵族世代为贵族，农奴世代为农奴。这种体制是僵硬的，不允许有任何重大的改变，封建统治者按照既定的方式进行统治。制度的僵硬或刚性，使贵族同农奴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城市的出现形成了体制外异己力量，组成了体制外权力中心，最终使封建制度瓦解了，使资本主义制度替代了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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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正因为西欧的中世纪社会是僵硬的封建制度的刚性体制，所以它经不起冲击，一经冲击，就瓦解了。西欧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成为日耳曼人统治的区域。西欧封建制度的确立大概发生在公元8世纪和9世纪，而封建社会中体制外异己力量（市民）的兴起和体制外权力中心（有自治权的城市）的壮大，大概发生在14世纪和15世纪。西欧的封建制度的刚性体制没有等到制度的调整，也就是没有等到从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的转换，它就濒临解体，被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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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中国在东汉、魏晋南北朝、隋朝、唐朝前期，也是刚性体制的封建社会，重门第，重血缘，社会流动受限制。但从唐朝安史之乱起，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巨大的震撼，紧接着是中晚唐五代大约200年的时间内，社会陷于动荡之中，一直到宋朝建立才安定下来。从宋朝起，中国封建社会实现了制度的调整，即由刚性体制转变为弹性体制。中晚唐五代这200年就是封建制度由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的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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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以后，中国的封建制度依旧存在，但封建制度的体制已改变了，由刚性体制变为弹性体制。例如，官员的提升有一定的规章制度，官员的录用凭科举制度，不再靠血缘、家庭高贵来决定，让平民有社会垂直流动渠道可循。又如，土地可以买卖，平民也能靠财富购买土地，而不像西欧封建社会那样土地由贵族世袭，平民不能占有地产。再如，农民可以向地主租佃土地，按约交租金，而并非依附于贵族和没有人身自由。此外，中国的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在地，城市居民有迁徙的自由，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中国的城市里没有像中世纪西欧城市那样的有自治权的市民等级，中国的城市也不是体制外的权力中心（见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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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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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延续下来了。尽管有农民起义，但农民起义推翻了旧王朝，自己建立了新朝代，依然是封建制度。尽管有时候有宫廷政变，换了皇帝，但封建制度照常运转。中国封建社会从宋朝开始，在弹性体制之下又存在了将近一千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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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有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之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同样可以区分为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但不可能用封建制度下刚性体制的内容和弹性体制的内容来概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因为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尽管在西欧工业化过程中不断有突破社会等级限制，加大社会流动性，建立自耕农经济，改革选举制度，取消对低收入者权利的限制，以及扩大妇女权利和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等等措施，但这些都属于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过程中应当完成的任务，而不能误以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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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呢？必须先说明资本主义刚性体制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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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过程中西欧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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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制度是同市场经济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长期存在的是刚性体制，工业化中期以后才逐步由资本主义的刚性体制转向资本主义的弹性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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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要地说，资本主义的刚性体制就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资本主义的弹性体制就是混合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的区别，主要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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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是指让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作用，让市场调节经济而政府对经济不进行干预，政府的任务只是维持市场秩序，保证市场自由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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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市场经济体制是指在让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除了维持市场秩序和保证市场顺利运行而外，还参与经济活动，调节市场。在某些情况下，如发生剧烈的经济波动和社会动荡时，政府要起主导作用，以维持经济和社会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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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下，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否则就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制度了。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确实有所不同。归根到底，在刚性体制下，政府基本上采取的是自由放任的政策，而在弹性体制下，政府参与经济生活，调控经济运行，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有时重一些，有时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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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从自由放任政策改变为采取干预经济、参与经济的政策，是必然的。主要是由于政府考虑到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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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激起了低收入阶层的强烈不满。如果政府对此依然不闻不问，听之任之，社会必然动荡不安，社会秩序必然受损，经济将陷入困境，并有可能发生内战或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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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社会上低收入阶层的不满情绪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是失业率的上升。这在经济萧条期间反映得十分突出。因此，政府不得不把“充分就业”放在政策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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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货膨胀同样成为政府必须关注的问题。通货膨胀如果突破了一定限度，不仅低收入阶层会怨声载道，连中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包括靠工薪收入为生的、靠养老金为主要收入的、靠租金收入的人们，也会叫苦不已，因为货币会大幅度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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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济增长率下滑和连续在低谷徘徊，同样会引发社会各界的抱怨。这是因为，在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长率是一国经济实力增强的标志，也是易于减轻就业压力的手段。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了，失业问题必然严重，国力也必然下滑、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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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际收支的失衡也是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考虑的政策目标之一。在西欧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国际贸易往来和资本流动日益频繁，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如果某个国家长期形成国际收支逆差，无论对贸易关系的开展，还是对本国国内经济的稳定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促使资本外流，造成更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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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国家在工业化推进到一定程度后，不可避免地因形势的变化而面临制度调整问题。如果继续实行政府不干预经济、不参与经济的传统做法，已应付不了新的形势。于是制度调整提到了桌面上来，不少政治家和学者主张采取新的政策，甚至转变为新的经济体制。上面提到的西欧国家的政府所考虑的五个问题中，除了第一个问题外，其余四个问题就是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刚性体制）转变为混合市场经济体制（弹性体制）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四大政策目标实行中所要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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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什么时候西欧国家开始从刚性体制转向弹性体制的呢？应当说，这一转向开始于1929-1933年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转变加快了。因此，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是西欧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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