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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社会保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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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之所以能在社会福利政策上迈出这一大步，不仅有瑞典经济学家们的贡献，还应当归功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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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理论的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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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经济学是新古典学派的理论。新古典学派自称是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的继承人，仍把自由放任和政府不干预经济奉为教条。主要代表教授集中在英国剑桥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怎样应对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的严重失业问题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两位著名教授对此给出了他们的解释：一是坎南，一是罗宾斯，后者是坎南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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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坎南的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本来是有能力自行调整的，但由于工会的力量日益强大，工会提出了过高的工资要求，于是雇主不可能增雇工人，失业就扩大了。因此，只要工人不再坚持过高的工资，失业问题就会得到缓解。针对英国的情况，坎南提出的对策是：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做，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分，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增加就业了。罗宾斯对失业原因的解释同他的老师坎南的观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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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初，凯恩斯经济学尚未出现。当时的凯恩斯仍是新古典学派阵营中的一员。他的重点放在金融方面，他在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的政策主张，集中在利率的调整以及对货币流通量的调节方面。当时新古典学派的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教条依然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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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瑞典，瑞典经济学家们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们主要建议用增加政府社会保障政策来缓解失业问题，具体措施除了为低收入家庭建造廉租房以外，还包括产妇补贴、教育免费、疾病补助、贷款给居民购房等等。他们认为，这些社会福利措施将会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有助于扩大内需，振兴疲软的市场。瑞典经济学家的这些建议被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接受，并陆续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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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后，在英国和美国立即掀起了一股“凯恩斯热”，许多年轻的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争相阅读这部经济学著作，因为书中提出了全新的分析方法、理论架构和政策思路。凯恩斯采取的需求分析方法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条件下，由于人们的消费倾向递减、投资的利润前景不确定和利息不可能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等原因，经常性的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凯恩斯看来，政府应从需求方面对经济进行干预，刺激经济、扩大需求成为必要。他指出，政府主要应从财政方面扩大有效需求，以弥补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失业压力也就会在政府干预后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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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凯恩斯经济学便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说，逐渐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见图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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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西欧国家（后来又包括美国）陆续转入了战时经济的轨道。凯恩斯经济学虽然仍在社会上传播，但人们的注意力已转到战时经济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上。在20世纪40年代初，凯恩斯本人的研究重点已经转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经济的影响。1946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年，凯恩斯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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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虽然去世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影响却日益扩大。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成为传播凯恩斯理论的中心。一批英国和美国的凯恩斯追随者为凯恩斯政策主张的系统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而大大巩固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主流地位。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后来被西方经济学家们称做“凯恩斯经济学的黄金时代”，在大学的讲坛上、在经济学报纸杂志上、在研究机构的讨论会上，几乎全是凯恩斯经济学的解释、补充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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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理论的这一重大转折，同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凯恩斯经济学成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这既意味着为资本主义制度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又意味着为具体的制度调整提供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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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凯恩斯著作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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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国家的新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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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凯恩斯经济学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战后西欧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开辟了新途径以外，还必须注意战后西欧各国政府接受了社会民主党有关扩大社会福利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这是当时的一股新思潮，而且超越了社会民主党人的范围，即不仅左翼政党有这种主张，连保守的政党也认为社会福利措施是可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必要的，因为这些主张符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冲击，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种种苦难的西欧各国民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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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20世纪30年代初新古典学派（当时凯恩斯经济学尚未产生，新古典经济学仍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同瑞典经济学家们的那场有关解决失业问题的政策主张的争论。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而瑞典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则是对的。他们认为，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做，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分，这至多是一个企业解决企业内部富余人员的安置方式，对于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是无效的。这是因为，要增加就业，就需要增加社会的购买力，而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分的做法并不能使社会购买力增加，所以这对于缓解社会就业肯定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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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为什么被认为正确呢？这主要是因为，在经济萧条时期，一般以工薪为收入来源的就业人员最担心市场萎缩和被企业裁减，他们的家庭负担沉重，有后顾之忧，因此不敢消费。社会福利增加和社会保障范围扩大，将使中低收入家庭逐渐解除后顾之忧。有了社会保障，他们就敢于消费了。只要收入中有较多的部分转化为消费支出，就会导致较多的人就业。如此一轮一轮地下去，就业人数将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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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瑞典经济学家的观点被西欧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所认可，后者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打算照搬瑞典政府的做法，但普遍认为本国也应该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让福利国家模式在本国分阶段实施。这几乎是西欧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党人、自由派、保守派和共产党人的共识，区别主要是推进速度的差异和福利的覆盖面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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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经济学有关需求管理的思路和有关宏观经济调控的设计，再加上福利国家模式的影响的日益扩大，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社会的新思潮，这一新思潮的涌现是同西欧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调整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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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国家的各种改革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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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凯恩斯经济学在20世纪50-60年代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以及福利国家模式被认可和一些有条件这样做的国家逐步推行以外，在不同的西欧国家还陆续实施了以下三个重要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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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化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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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化的试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英国最引人注目。除英国以外，其他西欧国家也有进行国有化试验的，但规模要比英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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