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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要地说，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坚持自由放任方针，不直接干预经济；在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把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看做自己应尽的责任，因此，既要缓和社会矛盾，又要促进经济增长。这表现为：一要实行福利国家模式，二要采取宏观经济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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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就是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为混合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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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资本主义是否改变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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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是西欧国家经济较稳定发展的年代，福利国家模式陆续被一些西欧国家的政府采纳，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被使用。在这种形势下，在西方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有关“资本主义是否改变了”的讨论。1961年，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主编的《资本主义改变了吗？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国际讨论集》一书在东京出版，引起西方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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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留重人本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并未改变。他的根据如下：关键在于剩余归谁所有。在封建社会中，剩余（地租）归于地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利润）归于资本家。从这个角度看，都留重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并未发生变化，因为利润至今依然归于私人投资者。都留重人指出，要实现剩余的社会化无非有两种方式，一是存量社会化，另一是流量社会化。存量社会化是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流量社会化是指剩余分配的社会化。都留重人认为，流量社会化遇到的阻力要比存量社会化小得多，实行起来要比存量社会化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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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引起了争论。争论的问题除了剩余社会化的可行性而外，还包括流量社会化究竟在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方面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以及在不改变私人生产资料所有制前提下能否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都留重人的剩余社会化理论看来并没有引起参与会议的经济学家的多大兴趣，因为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认为能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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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深层次问题在于：到20世纪60年代初，资本主义制度究竟改变了没有？参加讨论的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的观点是：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制度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和平过渡”并未实现，都留重人提出的以流量社会化方式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设想可供参考，但这种方案并未实现。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的观点是：最近几十年内，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已经改变，但还不能得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所谓的“新阶段”的结论，更不能得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矛盾日益减少或进入无危机、无斗争的新时期的论断。经济学家约翰·斯特拉彻的观点是：他同意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固有趋向并没有基本变更，但资本主义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在英国特别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因“施加于其上的民主压力而深刻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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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由都留重人的剩余流量社会化主张而引发的上述讨论所涉及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调整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可以有不同的体制，即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欧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制度调整，即由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向混合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制度未变，但制度调整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却加快了。可以把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称做资本主义的刚性体制，把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称做资本主义的弹性体制。说资本主义未变，是就资本主义制度而言的。说资本主义已经有所改变，并将继续发生变化，是就资本主义的体制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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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170444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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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西欧国家政党自身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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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派和保守派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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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西欧一些主要国家中的保守派政党和激进派政党之间的界限是相当清楚的。保守派政党一般由社会上有资产的阶层组成，激进派政党一般由社会下层的代表人物或社会民主主义色彩较浓厚的知识界代表人物组成。在竞选过程中，党派的倾向明显对立，大选胜利的一派或单独组成政府执政，或由几个政党在政治倾向基本一致的基础上组成联合政府。这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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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西欧国家中，除少数政治情况特殊的以外，都是政党竞选执政的。但由于这时已开始由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向混合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保守派政党和激进派政党之间的界限已不像20世纪30年代的西欧代议制国家那么明显了，有关福利国家模式的实施和政府采取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做法，无论是保守派政党还是激进派政党都没有公开出来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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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逐渐形成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下保守派政党和激进派政党实际上是相互影响的。二者都要争取选民的支持，让选民投自己一票，于是它们不仅相互影响，而且相互学习，希望从对方的竞选纲领中吸收既不会损伤本党的名声和威望，又能争取到更多选民支持的新观点、新思路。这已经是半公开的秘密了。实行福利国家模式、以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来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是任何一个政党在执政后必须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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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已经越来越成为西欧国家大选时突出的问题了。公众们切身的体会是：不关注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政党是不配组阁执政的，所以每一个参加竞选的政党都不能回避这件事，都必须拿出自己的理念来，以便得到公众的支持。在环境保护方面，不同政党之间原则上并没有分歧，更谈不上有什么对立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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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主角不断变化，但基调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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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在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调整过程中仍照常实施。尽管通过大选，政坛主角不断变化，有时是保守派政党上台执政，有时又换成激进派政党上台执政，也有时组成多党联合政府，但政坛主角的变换，选民们已习以为常，一般不会引起政坛的风波，因为每一届政府，不管是保守派政党当选还是激进派政党当选，组成新政府后，政治基调是不会有大改变的。即使被选上组阁的政党没有完全按照大选时许下的诺言去做，如减税多少、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多少、使失业率下降多少、使通货膨胀率下降多少等等许诺，但在新政府组成之初，选民们一般并不一一追究，因为当选的新政府会以各种理由来解释，要公众了解新政府组成后要处理的问题太多，并非一组成新政府就能立刻实现承诺。这种情况久而久之也就成为惯例。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新组成的政府能够多多少少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就不会出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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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政治周期概念便在西欧国家逐渐形成。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甚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或更晚一些时候，当西欧国家已经转向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之时，人们只知道经济周期概念，而没有政治周期概念。经济周期是随着每隔8~10年发生的经济危机的发生而形成的，大体上经历高涨-衰退-萧条-复苏这样几个阶段，西欧国家的公众对此已渐渐适应了。政治周期概念却是新的。那么，究竟什么是政治周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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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国家（其实不仅在西欧，美国也许更明显些），每隔几年就会举行一次大选。执政党和在野党在竞选过程中都向选民许诺，保证自己在上台执政后会增加福利，减少失业，抑制通货膨胀，改善民生，稍后又增添了治理环境、开发和帮助国内次发达地区等许诺。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在竞选时不向选民作出上述保证，注定是要失败的。大选结束后，不管谁当选了，组成新政府后，都必须兑现大选时许下的诺言。于是政府必须增加财政支出，尽力而为。隔了一段时间，新一届的大选又临近了。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又都在竞选的过程中竞相向公众许诺自己在当选后准备履行的纲领，以便赢得新的大选。执政党知道自己在当选的前几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全兑现在竞选时许下的承诺，必定会受到公众的批评，所以一定会在新的竞选开始时，尽可能利用自己执政的最后时刻，增加财政支出，赢得选民的好感。这样，也许有可能连任。在西欧国家，随着一轮一轮大选的进行，上述情况便周而复始地出现，这就是政治周期（见图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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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大选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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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周期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越来越明显。西欧国家的公众认识到这应当是代议制时期的一种常态。在政治周期的反复影响下，他们也懂得了一个道理：政坛主角虽然不断更换，但基调却是基本一致的，无论是保守派政党执政还是激进派政党执政，照样是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照样是资本主义制度。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终于一去不复返了。经济学家们却由此获得另一个印象或另一种新的认识，这就是“承诺”依然有效，但动作却不一定如当初“承诺”的那样不变。凯恩斯在世时不曾料到以后会出现政治周期，这是可以谅解的。但一旦出现了政治周期，经济的变化就不再依经济学家的愿望和设计而转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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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自身的内部竞争形成一种新压力和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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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主要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保守派政党和激进派政党通常是交替执政，所不同的只是，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程度有差距，以及政党的倾向性有所区别，所以在有的国家，政党的轮流执政几乎是频繁的，而在另一些国家，某一个政党可能连续执政多届才被替代。但不管怎样，在政党竞选过程中，特别是在新政府组成以后的执政期间，在野党总是尽量挑剔执政党的所作、所为、所言与其竞选纲领不相符合的地方，总是尽量寻找执政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差错，或舞弊，或绯闻。这种情况，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就出现在西欧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但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么普遍，社会舆论对执政党政府官员的监督也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么严格。选民的声音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越来越对执政党政府官员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使每一个所谓政治活动家都不得不为此而收敛、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