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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170444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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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西欧国家政党自身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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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派和保守派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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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西欧一些主要国家中的保守派政党和激进派政党之间的界限是相当清楚的。保守派政党一般由社会上有资产的阶层组成，激进派政党一般由社会下层的代表人物或社会民主主义色彩较浓厚的知识界代表人物组成。在竞选过程中，党派的倾向明显对立，大选胜利的一派或单独组成政府执政，或由几个政党在政治倾向基本一致的基础上组成联合政府。这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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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西欧国家中，除少数政治情况特殊的以外，都是政党竞选执政的。但由于这时已开始由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向混合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保守派政党和激进派政党之间的界限已不像20世纪30年代的西欧代议制国家那么明显了，有关福利国家模式的实施和政府采取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做法，无论是保守派政党还是激进派政党都没有公开出来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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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逐渐形成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下保守派政党和激进派政党实际上是相互影响的。二者都要争取选民的支持，让选民投自己一票，于是它们不仅相互影响，而且相互学习，希望从对方的竞选纲领中吸收既不会损伤本党的名声和威望，又能争取到更多选民支持的新观点、新思路。这已经是半公开的秘密了。实行福利国家模式、以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来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是任何一个政党在执政后必须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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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已经越来越成为西欧国家大选时突出的问题了。公众们切身的体会是：不关注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政党是不配组阁执政的，所以每一个参加竞选的政党都不能回避这件事，都必须拿出自己的理念来，以便得到公众的支持。在环境保护方面，不同政党之间原则上并没有分歧，更谈不上有什么对立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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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主角不断变化，但基调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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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在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调整过程中仍照常实施。尽管通过大选，政坛主角不断变化，有时是保守派政党上台执政，有时又换成激进派政党上台执政，也有时组成多党联合政府，但政坛主角的变换，选民们已习以为常，一般不会引起政坛的风波，因为每一届政府，不管是保守派政党当选还是激进派政党当选，组成新政府后，政治基调是不会有大改变的。即使被选上组阁的政党没有完全按照大选时许下的诺言去做，如减税多少、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多少、使失业率下降多少、使通货膨胀率下降多少等等许诺，但在新政府组成之初，选民们一般并不一一追究，因为当选的新政府会以各种理由来解释，要公众了解新政府组成后要处理的问题太多，并非一组成新政府就能立刻实现承诺。这种情况久而久之也就成为惯例。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新组成的政府能够多多少少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就不会出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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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政治周期概念便在西欧国家逐渐形成。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甚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或更晚一些时候，当西欧国家已经转向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之时，人们只知道经济周期概念，而没有政治周期概念。经济周期是随着每隔8~10年发生的经济危机的发生而形成的，大体上经历高涨-衰退-萧条-复苏这样几个阶段，西欧国家的公众对此已渐渐适应了。政治周期概念却是新的。那么，究竟什么是政治周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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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国家（其实不仅在西欧，美国也许更明显些），每隔几年就会举行一次大选。执政党和在野党在竞选过程中都向选民许诺，保证自己在上台执政后会增加福利，减少失业，抑制通货膨胀，改善民生，稍后又增添了治理环境、开发和帮助国内次发达地区等许诺。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在竞选时不向选民作出上述保证，注定是要失败的。大选结束后，不管谁当选了，组成新政府后，都必须兑现大选时许下的诺言。于是政府必须增加财政支出，尽力而为。隔了一段时间，新一届的大选又临近了。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又都在竞选的过程中竞相向公众许诺自己在当选后准备履行的纲领，以便赢得新的大选。执政党知道自己在当选的前几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全兑现在竞选时许下的承诺，必定会受到公众的批评，所以一定会在新的竞选开始时，尽可能利用自己执政的最后时刻，增加财政支出，赢得选民的好感。这样，也许有可能连任。在西欧国家，随着一轮一轮大选的进行，上述情况便周而复始地出现，这就是政治周期（见图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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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大选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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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周期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越来越明显。西欧国家的公众认识到这应当是代议制时期的一种常态。在政治周期的反复影响下，他们也懂得了一个道理：政坛主角虽然不断更换，但基调却是基本一致的，无论是保守派政党执政还是激进派政党执政，照样是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照样是资本主义制度。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终于一去不复返了。经济学家们却由此获得另一个印象或另一种新的认识，这就是“承诺”依然有效，但动作却不一定如当初“承诺”的那样不变。凯恩斯在世时不曾料到以后会出现政治周期，这是可以谅解的。但一旦出现了政治周期，经济的变化就不再依经济学家的愿望和设计而转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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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自身的内部竞争形成一种新压力和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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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主要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保守派政党和激进派政党通常是交替执政，所不同的只是，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程度有差距，以及政党的倾向性有所区别，所以在有的国家，政党的轮流执政几乎是频繁的，而在另一些国家，某一个政党可能连续执政多届才被替代。但不管怎样，在政党竞选过程中，特别是在新政府组成以后的执政期间，在野党总是尽量挑剔执政党的所作、所为、所言与其竞选纲领不相符合的地方，总是尽量寻找执政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差错，或舞弊，或绯闻。这种情况，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就出现在西欧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但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么普遍，社会舆论对执政党政府官员的监督也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么严格。选民的声音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越来越对执政党政府官员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使每一个所谓政治活动家都不得不为此而收敛、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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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国家，一个政党（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内部的情况也因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20世纪30年代以前那种党的领袖传统的统治本党的方式逐渐行不通了，政党内部的论资排辈和唯党的领袖是从的老作风、老习惯逐渐消失了。不仅如此，在每一个政党内部仍存在不同的派系，这些派系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而且它们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随着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分化和重新组合。每一个政党内也总是会出现新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从而向原来的领袖提出挑战。政党一旦竞选失败，通常以党领导人辞职作为对后人的交代。谁也不可能凭借原来领袖的特殊恩典而成为当然的继承者。作为一个政党的领导人，不仅要有才干，要有魄力，要有威信，要能够服众，而且在私生活和道德品质上，也不应当有引起舆论指责的缺陷，这就形成了来自本党党内和社会上的对政党的新的压力、新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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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西欧国家的政党领导人所面对的国内国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复杂性，要比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复杂得多、困难得多。这是因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在长时间内，政府被赋予的只是“看门人”、“守夜人”的职责，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基本上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政府不直接干预经济。而且在那个时候，政府的确是一个“小政府”，“小预算”、“小债务”是当时政府的特色。政府对外的关系也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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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政府至少肩负着两项经济管理的责任：一是在逐步推进福利国家模式的过程中，政府必须考虑如何增加财政收入，以免在社会保障范围扩大和福利项目增加之后财政却负担不起。在福利国家模式推进初期，西欧国家从政府到公众还未能认识到“福利刚性”的存在，等到后来察觉到“福利刚性”存在时，为时已晚，已不能后退了。二是政府不能不干预经济，即不能不采取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以减少失业率或抑制通货膨胀率，更头痛的是如何应对“滞胀”，即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症。无论哪一个政党在组成新政府后都必须为“福利刚性”和宏观经济调控问题操心，更不必说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以及消除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了。“小政府”终于向“大政府”转变，“小预算”终于成为“大预算”，“小债务”也累积而成“大债务”。这就迫使西欧各国的主要政党急需更新知识，寻找新的精英来补充政党的高级干部，以便自己能适应新形势，制定新的对策，而且这也预示着今后的竞选性质将越来越需要政党内部干部队伍的知识更新、人才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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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170444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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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资本主义制度调整仍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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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进行制度调整已无法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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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欧国家而言，在资本主义制度调整方面迈出关键的一步，即由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向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一开始是不得已的。这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的逼迫下，失业问题如此严重，经济几乎临近崩溃的边缘，如何拯救资本主义制度呢？只有寄希望于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教条被认为过时了，政府调节经济、调节市场的做法被认为是合乎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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