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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目前西欧各国都已经在实现福利国家模式方面经历了较长的过程。尽管由于各国国情的差别，它们彼此之间在社会保障的范围和社会保障支出的人均数量方面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福利刚性”的存在及其不可逆转趋势，政府的福利政策已经成了维持人们生活标准和增加人们安全感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政党及其领导人都不敢倒退。然而，“福利刚性”却是一个所有政党及其领导人都无法妥善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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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资本主义制度调整过程中，还有必要仔细分析西欧国家权力结构的变化趋势。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一直到现在，即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尽管从政府不直接干预经济到政府负有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从政府只管对穷人的救助和扶贫到福利国家模式的推行，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未变，体制却变更了，刚性体制的自由市场经济逐渐演变为弹性体制的混合市场经济了。这种体制的转变或迟或早会影响到资本主义制度下权力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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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混合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形成并替代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西欧国家的权力结构已经开始变化，权力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单纯由大企业集团或金融寡头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行使了，政治决策也不仅仅由他们这一伙人所制定了。在一定程度上，权力已经被工会、知识界人士、技术专家和其他社会活跃分子等分享，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十年内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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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各国的政坛上，逐渐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新型职业政治家。他们不同于以往被大企业集团和金融寡头所豢养的支持者、幕僚、出谋划策者。虽然这些新型职业政治家什么家庭出身的都有，但有三点是共同的：第一，他们一般有较高的学历；第二，他们是大选中的积极分子，熟悉竞选过程，并能反映选民意见；第三，他们有政党背景但又是各自政党中的新生力量，他们敢于向各自政党中的老一辈领导人和元老们挑战，并且得到党内年轻干部和党员的认可。正是这样一些新型职业政治家的出现，使西欧国家的政党基础发生了变化，即选民队伍对某一政党的支持越来越不确定了，这表现为选民不像半个世纪前总是有历史上形成的倾向性（如体力劳动者选民总是倾向于社会民主党，企业界选民则倾向于保守派政党），而是多元的、背离传统的、变幻不定的投票意向，往往因竞选人的个人特征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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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耐人寻味的是：历来在西欧各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从20世纪90年代起，展开了一场内部大讨论。争论的出发点是，社会民主党在党的目标或努力方向上是否需要作一次重大的调整，以符合客观形势的变化。争论的主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应该保留近百年以来所沿用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还是应改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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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展开“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争论的同时，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于1998年出版了《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他在书中指出：“第三条道路”的特色在于超越传统的左派和右派，正在另辟蹊径。他所说的左派，是指建立在阶级政治基础上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所说的右派，是指建立在传统资本主义信念之上的新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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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大讨论和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的提出，都表明有关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进一步探讨在西欧政界和学术界已难以避免，但结果如何，对西欧各国的社会有什么影响，尚待我们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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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接着分析西欧社会对进一步的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适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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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梅欧在《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一书中把社会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定型的社会”，如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和工业化前期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是预先设计好的，从而是安定的，个人选择的机会很小，一切按传统方式安排。另一类是“适应变动的社会”，是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社会逐渐从“已经定型的社会”转变而来的。这种过渡在20世纪初期在西方世界就开始了，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后，越到后来越是“适应变动的社会”。应该说，梅欧早在1945年出版的书籍中就预见到了以后的变化，不能说是没有远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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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社会变动归社会变动，个人适应归个人适应，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继续推进的过程中，个人和社会变动因不适应而产生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不可能因个人的不适应而让社会变动停止下来，返回“已经定型的社会”已经不可能了。制度调整也不可能倒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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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社会的变动在加速，将个人或政党的一再不适应归罪于制度调整是徒劳的。不管个人或政党是否适应社会的变动，社会的继续变动既不可能停顿，也不可能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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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国家，无论从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较深层次的含义来分析，还是从人们对社会变动的不适应到适应、新的不适应到新的适应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继续将会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个人和政党对社会变动的不适应，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从不适应到适应，从适应再到不适应，同样是一种文化现象。这些既然都是文化现象，那么各人就可持有自己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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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讲欧洲经济史（插图版） 第十章 俄国农奴制改革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迟缓：历史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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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斯拉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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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人的原住处和陆续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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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它究竟起源于何处，是一个至今尚未有定论的问题。由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复杂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例如从12世纪起受到俄罗斯国家统一思想的影响，18世纪末至19世纪受到斯拉夫各族的民族复兴运动的影响，苏联时期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等，所以俄罗斯等国的学术界至今仍在探讨之中。目前我们还只能根据古罗马作家的记述得出如下看法，即当时还没有比较明确地划分东、西、南三支斯拉夫人群体，对斯拉夫人只有一种笼统的称呼，泛称斯拉夫人，或直呼其为蛮族。据记载，在罗马帝国前期，斯拉夫人游荡于日耳曼人与芬人之间，位置可能在今俄罗斯西北地区。当地气候寒冷，夏季适宜于游牧。斯拉夫人虽有固定的栖居之地，但生性彪悍，能游走各地，往往也靠劫掠为生。大约在罗马帝国后期，斯拉夫人已移居于波罗的海南岸和东欧平原广大地区，仍以游牧为生，间或从事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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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人形成东、西、南三支，可能就在罗马帝国后期。这时，罗马帝国已经衰落，边防松弛，对北方南下的日耳曼人、匈奴人、斯拉夫人已缺乏抗击的能力，只能采取防守态势。而且罗马帝国后期兵源不足，南下的日耳曼人中有不少人被罗马帝国边防部队招为兵士，其中也有斯拉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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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人的东、西、南三支在公元4-5世纪前后，大体上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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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斯拉夫人，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等，主要居住于东欧平原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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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斯拉夫人，包括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等，主要居住于波罗的海南岸、多瑙河北岸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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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斯拉夫人，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等，原来住在东欧平原西部，后来因罗马在多瑙河岸的边防松懈了，南斯拉夫人同西斯拉夫人一样，也陆续越过多瑙河而南下了，他们主要散居于巴尔干半岛的北部和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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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到此时为止，东、西、南三支斯拉夫人都只有部落组织，或许有较松弛的部落联盟，而尚未建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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