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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一生，她毕竟是俄国罗曼诺夫王朝一位有作为的君主。虽然俄国通向西方的国门是彼得大帝打开的，但彼得大帝死后，由于国内政局动荡，已经打开的国门似乎又渐渐关闭了。正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后，向西的国门又再度打开。而俄国向南的通道，则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击败了奥斯曼帝国之后才通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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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叶卡捷琳娜二世引进的法国启蒙学派的人文思想，不管她本人是以此装门面还是想获得西欧国家的好感，一旦这些学说传入俄国境内，它的后果就不是女皇本人能预料的了。19世纪的俄国，思想界日趋活跃，一场关系到俄国未来命运和走向的变革之风吹开了多年封闭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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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和国家政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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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信奉的是基督教中的东正教，它是从东罗马帝国传入的。东罗马帝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但教会服从皇权。俄国人的国家，从基辅罗斯公国起，到莫斯科公国，再到罗曼诺夫王朝，直到彼得大帝所建立的俄罗斯帝国，都实行政教合一的体制，并且同样是教会服从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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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会拥有大片土地，这些土地的来源多种多样，但不管来源如何，教会是富裕的，富裕得令皇室和贵族们眼红。但教会在百姓中的威信高，历任大公和沙皇都不敢轻易占有教会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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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会和主教们，叶卡捷琳娜二世继任皇位后，依旧采取既笼络又抑制的手法。笼络是为了让教会和主教更加顺从，为俄国国家的稳定和皇权的巩固作出贡献。抑制是要让教会和主教懂得，教会是政府下面的一个部门，教会和主教不能超越皇权，而必须服从皇权，服从皇帝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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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二世登位后，一再声称自己坚信东正教，竭力捍卫东正教，愿意同东正教信徒和主教们一起使俄国强盛（见图10-2）。同时，又声称国家如今仍处在困难时期，政府支出浩大，而政府收入却有限，因此需要得到教会和主教们的帮助，她的具体措施就是把教会财产国有化。按照她的部署，教会的土地、房屋都清点入册，宣布这些财产不再属于教会，而直属于国家，由皇帝支配。教会土地上的农民，也归于国家，附属于收归国家所有的教会、寺院土地。这样一来，教会便失去了多年积蓄下来的教产，主教们也就失去了赖以反抗皇权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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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乌克兰的东正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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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教会财产国有化之后，神职人员的收入也就来自财政部门。他们的人数清点后入册，等级由政府认定，按花名册定期领取薪酬。为了供各级教会举办活动和维修教堂所用，叶卡捷琳娜二世批准给各个教会保留少量土地，从这里得到的收入作为教会经费。此外，还容许教会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向信徒收取一定的费用，容许教会接受信徒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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慑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威势，多数主教和神职人员都服从教会财产国有化的法令，但仍有少数神职人员甚至主教对此不满，提出抗议。抗议是无效的。政教合一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种形式，皇权控制教会成为实质性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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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农村公社在社会经济政治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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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人从巴尔干半岛南下迁到东罗马帝国边境地区，以及越过边界线迁居于东罗马帝国境内时，农村公社在迁入的斯拉夫人中已经存在了，并在部落或民族的生产和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农民生活在农村公社之中，农村公社的土地是共有的，在每户人家分配到的份地中，也有集体共用的草场、林地，而且份地往往是定期重新分配的，后来虽然不再重新分配份地了，但家里人口多了，农村公社只要还有空闲土地，仍给予照顾，即添丁添份地。这种农村公社制度不仅存在于循巴尔干半岛南下的斯拉夫人当中，而且在基辅罗斯公国，以及俄国东部、北部广大地区的斯拉夫人那里，也存在着类似的农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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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在俄国东部、北部的广大地区，也包括基辅附近地区，相继实行了农奴制以后，农村公社是否继续存在？它们的存在究竟有什么作用？俄国社会各界对这些农村公社有什么看法？这是需要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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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俄国东部和北部广大地区而言，从氏族、部落组织下的农村公社逐步过渡到农奴制确立后的农村公社，实际上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首先是当地形成了部落联盟形式的管理体系，或称为小国封建主统治。在这种形式下，农村公社为了得到封建主的保护，或者以农村公社出面替大家缴了税赋，或者每家分摊税赋。再往后，蒙古人来了，并建立了金帐汗国，俄国人的各个小国归顺了金帐汗国，并把征到的税赋或其他贡品按金帐汗国的规定，上缴给金帐汗国。再往后，金帐汗国力量衰落了，莫斯科公国渐渐成为大国，它成为俄国境内各个小国的代表，向金帐汗国缴纳税赋。不久，金帐汗国解体了，莫斯科公国成为这一广大地区的实际统治者，贵族、宫廷大臣、地方势力也都成为掌握地方统治权力的新主人。农村公社向谁缴税，缴多少税，以什么方式奉献贡品，都由当地的新主人说了算。莫斯科大公无疑是新主人中最有权力的统治者。到了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第二代沙皇阿列克塞一世于1649年从法律上把俄国农奴制确立下来。这就是农村公社经历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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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农奴制在俄国已于1649年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为什么俄国皇帝和政府还十分重视农村公社的作用？大体上有三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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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保证兵源。即使俄国已经从法律上确定农奴不得擅自离开土地，但如果没有农村公社这一类组织作为基层单位来管理农奴，光靠地主的硬性手段，还是征不到农奴当兵的。农奴不仅不能离开土地外出，同样不能逃避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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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俄国政府的征税征粮也离不开农村公社的参与。连环保制度必须有基层的组织基础。如果没有农村公社，要分散地让农奴自缴，效率是低下的，或者说，征税成本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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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农村公社实际上也是乡村基层社会维持治安的有用手段。农奴之间有什么动乱先兆，有任何“危险分子”隐藏在农村公社中，这些情况，农村公社最了解。因此，在俄国政府看来，必须充分利用农村公社这一现成的基层组织，才能维持社会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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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俄国农奴制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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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96年病故。但与她有关的两件事却没有结束：一是拉吉舍夫的著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影响继续在扩散，农奴制的黑暗、农奴生活的悲惨、地主的专横越来越引起俄国知识界的思考；二是俄国最终卷入了反对法国的战争。拿破仑率军在击败普鲁士等国的联军之后直接进入俄国境内，1812年攻陷了莫斯科，接着又仓促撤出俄国。俄军反击胜利，随同其他国家的军队一起攻进了巴黎。拿破仑失败了，先是被流放于厄尔巴岛，第二年他又打回巴黎，1815年6月在滑铁卢战败，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1821年5月病逝。一批俄国年轻军官随军到了西欧国家，特别是到了法国，受到了法国革命的影响。他们回国后，对比之下发现了俄国的落后、专制、黑暗。他们秘密串联，企图进行农奴制改革，结果被新登位的皇帝尼古拉一世残暴地镇压了。5名主要领导人被处绞刑，100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就是十二月党人事件（俄历182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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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舍夫的著作和他的思想的传播，再加上十二月党人的被镇压，在俄国知识界引起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被认为是启蒙的开始。俄国农奴制必须废除，这是当时思想激进的俄国年轻人的想法。其中著名的思想家是赫尔岑和奥加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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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和奥加略夫两人都是贵族出身。赫尔岑生于1812年，奥加略夫生于1813年。他们同情十二月党人的遭遇，赞成十二月党人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农奴制的谴责。赫尔岑于182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奥加略夫于1830年进入莫斯科大学，他们在大学中接受了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1834年，他们两人都被逮捕，罪名是“对社会极其危险的、大胆的自由思想者”。1835年两人被流放到外省。赫尔岑于1840年才获准回到莫斯科。隔了一年，他再度被流放到外省。奥加略夫在外省流放了五年，流放期满后回到莫斯科。两人都从事写作，奥加略夫成为一名诗人。但关心俄国政局，关心俄国农奴制改革，却是他们的终身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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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前半期，在当时俄国政界一般不讨论农奴制问题，因为这种讨论是对皇权的不敬，是违背皇权意志的。农奴制既然已经成为法律确定的制度，就只能实行而不许再议论。而在知识界，则形成三个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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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保守派。保守派是完全替沙皇统治辩护的，主要是一些教会人士和政府的御用文人。他们认为，农奴制的存在是俄国社会得以稳定的基础，而皇权和教权的合一，不仅可以使社会稳定，还体现了俄国历史的特点，因此不宜改变现存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