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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风潮继续扩大。1905年秋,罢工已扩大到全社会,工厂停工,铁路停驶,邮电通信停顿,商店罢市,教师罢教,学生罢课,整个社会陷于混乱。沙皇政府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于1905年10月颁布宣言,允许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并答应扩大选举范围,成立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这一宣告博得资产阶级的欢呼。在新形势下,俄国境内出现了资产阶级的十月党(又称十月同盟)和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也为此欢呼,认为俄国从此将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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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布尔什维克继续揭露沙皇政府的专制制度实质不变,新颁布的选举国家杜马的法令同样是欺骗人民的伎俩,沙皇政府是想再度采取高压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果然,事情的发展印证了沙皇政府对革命群众的镇压从未间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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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资产阶级的特征及其对政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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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2月,沙皇政府颁布了选举国家杜马的法令,将选民按财产和阶级划分为四个选民团,即土地所有者选民团(地主)、城市选民团(资产阶级)、农民选民团(农民)、工人选民团(工人)。地主在2000个选民中就可以产生一个候选人,而工人在9000个选民中才能产生一个候选人,共选出478名杜马代表。其中五分之三席位属于立宪民主党、劳动派(大部分是农民代表)、孟什维克、工人代表。其余五分之二的代表大多数是无党派人士。布尔什维克抵制了这次国家杜马代表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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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国家杜马会议于1906年4月召开,杜马会议中主要讨论土地问题。立宪民主党主张把部分地主的土地按“公平价格”由国家收买,作为“国家土地储备”租给农民长期使用,每户农民所能租到的土地数量应该能够保证最低生活水平。劳动派提出的方案是把所有土地都作为“全民土地”,按一般中农所具有的耕地面积分配给从事耕作的农民。这些方案都被沙皇政府认为损害了地主的利益,不能接受。1906年7月,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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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开始了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布尔什维克这时参加了国家杜马选举。布尔什维克在1907年1月召开的第二届国家杜马会议上,就土地问题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方案,资产阶级和立宪民主党代表建议将土地问题转交给土地委员会处理。沙皇政府认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不听自己的意见,再次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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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届国家杜马被解散,既表明沙皇政府决心坚持过去的专制制度,又表明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以及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无能和缺少影响力。事实表明,俄国的国家杜马不过是沙皇政府的御用手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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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或不成熟与19世纪以来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独裁统治密切相关。俄国资产阶级并不是主要靠城市市民的分化而成长起来的。俄国的民主政治也不是像西欧某些国家(如荷兰、英国、法国)那样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而建立的,甚至可以说,俄国缺乏西欧某些国家那样的民主制度的产生过程。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经济终于逐渐发展起来了,但资产阶级主要由贵族地主演变而来,也有小部分来自对地方工业进行投资的人身自由的农民。他们依赖沙皇政府的庇护和支持,他们使用的劳动力,或者是失地、少地的农民,或者是从贵族地主庄园逃跑出来的农民。通过上述途径而渐渐发展起来的俄国资产阶级,不可能不依赖沙皇政府的继续支撑,更不可能像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那样有自己的纲领和目标。这就是俄国资产阶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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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年俄国经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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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0年(1903-1913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最高的,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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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10年,俄国之所以会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首先得益于外国资本的大量输入。尼古拉二世在位时期,俄国为了加快发展国内的工矿业,改变国内工业落后和工业品质量低下等现状,鼓励西方资本进入俄国,于是来自西方国家的资本不仅渗入俄国主要工业部门,而且渗入俄国的金融业,并通过银行给工业企业的贷款而间接地控制俄国经济。同时,在这段时间内,沙皇政府的采购和订购活动增多了,包括政府在军事方面的采购和订货,以及政府在建筑工程方面的采购和订货,所支出的都是国库收入,这样既有助于官僚和国内垄断企业的盈利,也维持了不少工人的就业。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俄国作为参战的一方,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国家对俄国的投资数额不但减少了,甚至有些资本被撤走了,而沙皇政府因忙于战争,国库中再也拨不出巨款使工业企业度过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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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情况也表明俄国的经济基础是脆弱的,经不起参与大规模战争所带来的社会震荡。俄国作为协约国的成员,与英国、法国一起,同德国、奥地利、奥斯曼帝国作战。俄军为了配合西线的英法军队,在东线采取攻势。而德国军队的主力在西线,东线兵力不足,所以俄军一度得手。但德军很快在东线反击,俄军接连失利,但俄国实力尚存,只是退出了波兰、立陶宛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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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德军加强攻势,并侵入俄国境内。正在这时,俄国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群众游行反战,罢工规模扩大。在这种情形下,俄国步入了关键性的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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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十年俄国的所谓“经济奇迹”,不过是假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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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政府的最后一次农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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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农村和农民问题一直是俄国社会政治经济中头等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俄国社会会继续动荡不定,而且俄国资本主义也很难稳步发展。但自从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推行农奴制改革以来,沙皇政府由于担心如果改革使贵族阶级受到较大损失,就会引起贵族阶级的强烈不满,进而减少他们对沙皇政权的支持,所以只能在解放农奴人身自由方面采取措施,而不敢也不愿在土地制度上进行深入的改革。于是俄国的贵族阶级占有大片土地的状况一直维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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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俄国政治家斯托雷平担任了大臣会议主席,也就是相当于内阁总理的职务。他在统治阶级中还算是一个比较了解俄国国情的人物,他决定进行实质性的农村改革。这场改革在俄国历史上被称为“斯托雷平改革”。斯托雷平在担任大臣会议主席之前,曾在外省做过省长。他根据自己管理地方的经验,认识到农业振兴对俄国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俄国农村实际上缺少一批既生活在农村,关心农村进步,又懂得农业,掌握农业技术,并且踏实务农的中坚分子。他认为,正因为在俄国农村中缺少这样一批中坚分子,所以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度以后,农村中出现了基本上不存在“中心人物”的状况。贵族地主有些已迁到了城市,或者是为了生活的舒适,或者是为了让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或者是为了从事工商业活动,成为企业家,或者是为了参与政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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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俄国历史上保留下来的农村公社又是什么状况呢?它们既不像农奴制时期那样有集体议事、集体主持农村事务的作用,也不像农奴制废除之初那样成为受到人身已获自由的农民们信任的权威机构,尽管农奴制改革后农民间的分化过程相对缓慢,但外出务工的农民特别是年轻的农民越来越多,于是依旧信任农村公社的人或依靠农村公社的人越来越少。农村公社逐渐成为可有可无的摆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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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对农村的上述情况是了解的。他不同意过去长时期内斯拉夫派思想家、理论家们所宣扬的要以俄国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公社作为依托的说教,也不同意民粹派所主张的恢复农村公社的柱石作用的自欺欺人的呓语。他的农村改革的基本思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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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他清楚19世纪70年代以来俄国农村已经发生的变化,他决定在进一步的农村改革中树立新的形象、新的中心人物,这就是勤劳的富裕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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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为此,斯托雷平的政策措施是:鼓励这些农民把自己的家庭农场分离出来,单门独户,靠善于种植、善于经营、善于开拓市场而成为农业中的富裕户和创业能人,成为其他农民羡慕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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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于斯托雷平鼓励能干的、善于经营的农民单门独户地从事农业,这实际上就是有意冷落农村公社,有意让这些富裕农民不再受过时的农村公社的限制和束缚,其后果必然是听任农村公社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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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的农村改革使俄国知识界和政界人士明显地分为两派:一派是坚决反对斯托雷平政策的人,包括斯拉夫派的信徒、民粹派中一心想恢复俄国农村公社的人士。他们是农村公社的捍卫者。布尔什维克也竭力否定斯托雷平的农村改革政策,认为这是企图挽救垂死的沙皇政府的手段。另一派是知识界和政界中拥护斯托雷平改革的人。他们的理由是:农村公社早已过时,早已起不到稳定俄国社会的作用了,不如及早抛弃它们,让俄国农民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得到锻炼,让有能力的农民把俄国农业带上一条新路,这样才能使俄国资本主义农业迅速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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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的农村改革遇到了种种困难。最大的困难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始终没有公开支持斯托雷平的农村改革。连支持斯托雷平的一些人也逐渐退缩了,因为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期间,凡事若得不到沙皇的支持,多半是办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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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斯托雷平遭到社会革命党人暗杀身亡。人亡政废,斯托雷平农村改革因斯托雷平去世而不再继续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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