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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存款高于FDIC设置的存款上限，大额存款人的存款也不会遭受损失。例如，当WaMu（华盛顿互惠银行）在2008年破产时，FDIC出手相助，接管了这家银行，然后又以大幅折扣价将该银行转手出售给JP摩根大通，最终，WaMu的所有存款人都秋毫无损。超低折扣价迫使FDIC私下为WaMu的大额存款人提供巨额补贴，而且补贴金额远远超过FDIC对外公布的保险上限。于是，WaMu的高风险行为（对次级贷款的巨额投资）并没有阻止人们继续在这里存款，至于FDIC超乎寻常的临危救难行为，自然会让未来的大额存款人不再担心银行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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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业，各公司实施高风险行为已习以为常。还记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储贷危机吗？祸源是FDIC的双胞胎兄弟——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FSLIC）从事超高风险业务，而它同样是“新政”下的产物。道德风险招致了过度冒险行为，而结果就是747家储蓄贷款机构被停业，损失金额高达880亿美元，并引发国会诬陷5名美国参议员和白宫发言人的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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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银行不必再担心挤兑，也就没必要保持适当的准备金。这就使银行发放远超过正常水平的贷款，银行在增加贷款和维持低水平准备金时，也无须权衡风险与收益了。尽管增加贷款有助于银行提高盈利水平，但也会令其付出代价：银行体系不再稳健，破产风险陡增。在没有FDIC的情况下，竞争压力迫使银行必须保持适当的存款准备金。一旦储户对存款的安全性丧失信心，就会恐慌性挤兑，并摧毁银行最宝贵的资产——声誉。但是存在FDIC的情况下，银行就不再有这样的顾虑，而遭殃的则是整个银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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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约束取代政府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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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了约束银行行为的市场力量，也就为政府的干预创造了空间，于是FDIC与美联储共同成为最活跃的商业银行监管者。但是，政府永远也不会像市场那样成为有效的看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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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客户、投资者和债权人，代表市场的势力会让银行的资产随时面临风险，而官僚式的银行机构则没有任何可担心的。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们对此深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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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一个普遍的观点是，银行监管者碌碌无为、玩忽职守。财政部总监察长认为，尽管Netbank银行在破产前已显示出诸多信号，但美国储蓄机构监理局却“没能做出及时反应并采取有效对策”。 这位总监察长还指出，在阿肯色州ANB金融国民协会银行即将破产时，货币监理署“并没有及时采取任何措施，而且对ANB银行的快速增长没有进行积极有效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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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边疆银行破产之后，FDIC认为：“回顾过去，或许应该在初期审查中对银行实施更严厉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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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些玩忽职守的银行监管者中到底有多少人被革职呢？一个都没有。SEC的官员们也没有一个人被解雇，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连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特纳则晋升为财政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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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一名一线监管者因此被解职。实际上，很多人还得到了一个大礼包——颁奖者是纳税人。美国联合通讯社曾在2010年3月报道：“在2003~2006年的经济景气时期，针对美国顶级银行的三大监管机构——FDIC、美国储蓄机构监理局及美国货币监理署至少向员工发放了总计1 900万美元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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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国联合通讯社在报道中指出的那样，更令人难以启齿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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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奖金几乎都是用于奖励银行监管者的“出色业绩”。其中，最大的一笔奖金超过840万美元，归属金融审查机构，即负责审查银行内部文件并对银行危机做出早期预警的员工及管理者。分析师、审计师、经济学家及犯罪调查人员也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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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笔奖金，美国储蓄机构监理局的发言人威廉·鲁贝里（William Ruberry）给出了一个巧妙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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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这些奖金的目的是激励员工，让他们勤奋工作。近几年，美国经济步入低谷……我认为不应该打击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不应该否认他们提出的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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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政府的银行监管者能否获得金钱激励，取决于他们工作的勤奋程度，以及上司是否认为他们提出了“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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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营部门，监管者（如债权人）的金钱激励与银行实际业绩的关系更紧密。如果债权人或大额存款人对接受贷款或是实施存款的银行疏于监督，那么他就有可能损失自己的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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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家对冲基金或投资银行出现FDIC、美国储蓄机构监理局或者美国货币监理署犯下的同类错误，它就会破产。而美国政府的作用恰恰南辕北辙——得到激励的是犯错者。面对这些不称职的银行监管者，美国国会的反应居然是加薪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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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美国货币监理署的预算只有6.38亿美元，到了2012年，这个数字估计为9.01亿美元。《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不仅让FDIC掌握了更大的权利，还把FDIC的保险上限永久性地提高到了25万美元。这一轮经济大救援与《多德–弗兰克法案》相结合，赋予了FDIC更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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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组合：补贴与去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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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已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在谈论“去监管”或“补贴”时往往会无可救药地陷入迷茫。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显然是“去监管”概念被混淆的最佳例证，它彻底消除了银行拓展业务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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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保守主义者曾将该法案颂扬为自由市场改革的经典之作，而到了2008年，便被自由主义者斥责为鲁莽且不负责的监管放松。但无论是批判还是辩护，他们对《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解释都是断章取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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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案的真正背景在于：参议员卡特·格拉斯与众议员亨利·斯蒂格尔共同提出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并据此创建了FDIC。这个以提议者名字命名的法案也被称为《银行法案》。该法案除创建FDIC之外，还禁止银行涉足从事其他金融业务的公司，即禁止商业银行同时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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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伊始，自由主义者就开始指责“无管制”导致金融业出现了问题，而罪魁祸首就是“取消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他们所指的这个头号罪人就是克林顿总统在1999年签署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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