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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提到，直到我绞尽脑汁地想知道，获得发布股票研究报告的监管许可为什么要如此苦苦等待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因竟然是我招聘的经纪人数量超过了监管机构规定的人数。当不计其数的大型投资公司丧失威信、忙于解聘员工时，我的信誉却在陡然上升。于是，我想充分发挥这种信誉的价值，抓住大量天才级分析师正在加入失业大军这一大好时机，建立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团队，并借此机会涉足赢利能力较强的销售业务。内部研究机构不仅有利于改善公司为内部客户提供的研究报告质量，其本身也是有利可图的，因为我可以通过这个渠道与其他证券公司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并以此换取对方的经纪业务。此前，我的公司还是一个纯粹的零售型研究机构。我在媒体获得的关注度以及整个行业范围的裁员，为我们开展机构性业务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顺便提一下，这也正是自由市场的魅力所在。在公司破产或败落时，他们就会抛售一切有价值的服务或资产，而这就是你大量买进物美价廉的好东西时。对于我来说，最有价值的服务是机构业务，最有价值的资产是这些机构的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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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首先招聘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担任研究部主管，最初，我曾聘请了四位顶级分析师对60只外国股票进行研究。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要获得开展这种新兴业务的监管许可应该是小菜一碟。但无知的设想让我付出了惨重代价。因为我雇用的人数已超过从事零售业务允许的人数上限，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FINRA不允许我继续拓展业务。随后，其他监管问题接踵而至，也让我发展研究业务的信心备受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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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研究部主管不得不离开公司，另谋高就，还有两位分析师主要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研究，尽管这同样是一项新业务，但无须额外申请业务许可（实际上，公司从事私募或二级市场发行并不需要审批，在截至创作本书时，我们依旧没有获得首次公开发行的资格）。当然，如果能像计划那样与市场研究及机构销售业务相结合，投资银行业务肯定会更高效，但监管机构却迫使我们不得不另谋出路。由于不能发布研究报告，我只好裁掉了另外两位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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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证券监管制度让一些人失业，另一些人则难以再就业，也让很多投资者无法获得原本可以由我的分析师提供的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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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些监管规定，我的经纪公司规模不知会比现在大多少。它会赚更多的钱，雇用更多的人，而且还可以缴纳更多的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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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真的有人相信阻止我的公司成长将造福于什么人吗？或许有利于我的竞争对手，但我们的现有客户、潜在客户或其他投资者会从中受益吗？绝对不会！让人难过的是，这样的例子不是偶然和例外，而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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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多年来，我一直在雇用那些需要养家糊口的经纪人。随着通信与互联网的发展，股票经纪人的信息沟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便利，这对那些需要照料子女、老年人或是行动不便的经纪人来说尤为方便。这样的安排具有互惠性，而且有助于压缩交通成本，进而减少尾气排放量及能源消耗。所有人都是受益者。但极端恶劣的证券监管法规却不允许这些美好的期望转化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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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台的各项监管要求使得经纪人不可能在家里工作，所有这些新的规章制度也使得证券公司无法对在家里工作的经纪人实施有效监管。作为一个公司所有者，尽管我坚信自己有能力监督这些弹性工作的经纪人，但证券监管者却不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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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假设一位客户在投资时接受了注册股票经纪人的投资建议，如果投资失败，即使该经纪人登记的公司不知道投资者会进行这笔投资，依旧不得不为投资者的损失负责，而且公司还不能以任何方式利用这些交易获利。因此，该公司在诉讼中为自己辩护时就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它已采取了适当的监管。而让经纪人在家里工作显然会增加公司受到投资者起诉的概率，而且在法官看来，这样做似乎就是公司有意让经纪人逃避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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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由于地点限制，他们无法到我们公司的任何一个办公室工作，因此，原来所有在家里工作的经纪人都不得不选择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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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还让电子邮件带来的好处化为乌有。有些人或许会认为通过电子邮件与客户沟通有利于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但监督和储存全部电子邮件的监管成本已远远超过收发这些邮件带来的收益。因此，电子邮件在现实中反倒降低了证券经纪业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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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针对客户投诉的监管也仅限于书面投诉。这样规定的理由是书面监管更正式、更严谨。因此，当客户已经习惯于打电话向经纪人投诉时，就只能由证券经纪公司自己解决问题了。尽管这不会带来额外的监管负担，但由于电子邮件属书面文件，因此，不管问题多琐碎、多不重要，以电子邮件进行的投诉都要满足大量的报告记录要求。发出一份电子邮件对客户来说显然不是什么难事，因此，投诉处理过程正在耗用越来越多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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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用针对投资的监管要求处理投诉显然不合常理。否则，即便是像未回复客户电话或是回复不及时这样原本无关紧要的客户服务问题，也会给公司的合规部带来额外工作。在我公司的合规部就投诉问题联系客户时，经常会出现连客户自己都会感到意外的情况，因为他们早已把投诉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很多投诉并不针对具体服务，而是直接针对投诉部门。这些“针对投诉的投诉”只会让客户感到沮丧，让投诉部门感到筋疲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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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我感到煎熬的是，尽管我是公司的所有者，但我却经常感到自己只是在替美国政府管理这家公司。除了政府从公司拿走的税收远远超过我的收入以外，监管机构几乎控制着公司的一举一动。我雇用人员为什么需要征得别人的许可呢？我发行自己的研究报告为什么要经过别人的认可呢？这还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吗？最后一个问题似乎有点儿多余，但是现在，那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答案或许就是再明显不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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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的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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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FINRA的规则，某些居心叵测或是能力不足的投资顾问就可以对投资者肆意妄为，而希望得到专业指导的投资者能得到的却唯有僵尸般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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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缺乏诚心、居心不良者在金融领域大有人在，尤其是大银行，更是以诱导客户或是利用分析师向公众兜售自己持有的股票而臭名昭著。在另一个极端，哄抬股价的行为使涉世不深的投资者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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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者设置的规则毫不留情地惩罚着无辜者。在向客户推荐股票或投资策略时，如果客户因你的建议受损，你很有可能遭到起诉，不管你想得多么周全，也不管你的初衷是多么美好，现实就是证据。我的客户也会因此起诉我，而且会毫无愧意地胜诉，因为在他们看来我的建议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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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户角度说，任何一项投资只要发生亏损，就会变成“不适当”的投资。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仲裁程序中，“适当”这个令人难以捉摸的概念会有无数种解释，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判断到底怎样才算“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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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位客户的年龄是60岁，他计划在5年后退休。显然， 我必须审慎对待他的财富，不能有丝毫的闪失。但是在这个疯狂的时代，已经没有人知道保守到底是什么东西了。对于保守型投资者，最标准的选择就是投资美国国库券：低风险，低收益，又有美国政府凭借其信用和信誉做出的完全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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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库券真的保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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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答案绝非如此。只要美国政府不违约（近期对债务上限的立场似乎表明，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库券的投资者就不太可能遭遇亏损。但如果连美元本身的购买力都自身难保，投资者又能怎样呢？由国债构成的投资组合难道就一定适合保守型投资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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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监管者来说，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在我或是为了应对生活成本提高而挣扎的客户看来，答案则是否定的。至于如何维持购买力，我固然有很多高招，不过按照行业规范，我还要让自己的观点经得起监管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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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政府债券或金条或许是更安全的投资，但监管者对这种投资却持不同看法。一旦此类投资建议在实践中遭遇滑铁卢（即使是对那些曾经长期取得非凡投资业绩的投资者，依旧可能在短期内出现这种情况），并且客户决定对我提起诉讼，那么FINRA就极有可能认为我推荐的组合风险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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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者并没有设置规则，而是把自己的判断标准强加给我们。因此，投资顾问目前不得不面对两难选择：要么做他们认为最有利于客户的事情，要么选择他们认为有利于规避法律诉讼的事情。如果投资顾问建议客户投资美国国库券最安全，而客户却因投资国库券亏损，这个投资顾问还可以获得法律保护，这是他的底线。但如果他不能循规蹈矩，一厢情愿地推荐国外政府债券，那么他就会冒着违背适当性原则的罪名而成为败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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