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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经济学必须普及的绝大部分真正重要的知识，其实是那些大众自己就能领会的，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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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经济学与政治学原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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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时常感到困惑的是，为何经济学家在面对俯拾即是的荒谬事实时，仍然如此轻易地接受人们的行为是理性的这一观点。这或许是因为在他们所研究的经济体系内，市场规律能够确保人们在商业环境下所做出的决策或多或少是理性的。一个公司的雇员如果把花10美元买进的东西，以8美元价格卖出，这样的行为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在一个家庭里，如果人们不断做出类似的举动，则会使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辈子遭殃。而一个大规模浪费国家资源的政客，却有可能前途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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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评托马斯·黑兹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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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最让人担忧的迷信远不是宗教，而是政治；在我所了解的各种形式的偶像崇拜中，没有比这种盲目的唯数量（多数）崇拜更缺乏理性和让人鄙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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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莱基（William Lecky）：《民主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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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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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是一张对准民主机制拍摄的X光片。它透视了一条始终存在，但从未被清晰展露的逻辑通道，那就是“民主制度产生不良政策”的因果链条，或“选民自愿选择下策”的制度缺陷。我认为每一位谈论“民主”的学者都应该阅读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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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知识分子深信，公共政策领域存在“大数定律”，即大部分人在大部分场合都是正确的。知识分子们由此推断，只要决策者充分听取民意，并且始终听取民意，公共政策就会如同绑上了卫星导航仪，哪怕起点多么偏远，迟早都能回归正确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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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不尽如此。经济学家们发现，大量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的经济政策，如最低工资法、贸易壁垒、农业补贴等，被世界各地反复推行；而大量早被证明是利大于弊的经济政策，如民营取代国营、货币补贴取代实物福利、民间办学取代公立办学等，却一再遭到质疑和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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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这种“民意倾向”与“经济良策”长期分庭抗礼的现象？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解释和对策，经历了四个渐进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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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垃圾进、适当加工、垃圾出”之说。经济学家们认为，不良政策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由于老百姓缺乏经济学知识。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就指出：“伪劣经济学知识之所以能够指挥内阁成员，只是因为它在国会议员中深受欢迎；而之所以如此，则只是因为它在选民中具有代表性；而选民之所以对此耳熟能详，则只是因为它在公共舆论中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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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只要普及经济学教育就能解决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乐观地写道：“只要由我来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在乎谁来制定国家的法律，谁来起草缜密的条约。”然而，多年过去，情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孜孜不倦从事教育的经济学家们发现，哪怕是那些在课堂上通过考试的学生，遭到具体的事件，也往往因为感情受到触动而轻易站到了经济分析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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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是“珠宝进、不当加工、垃圾出”之说。由于经济学普及教育收效甚微，经济学家们开始在选民以外找原因。他们指出，既然老百姓是不良经济政策的直接受害者，那就没有理由假定他们是愚蠢的，否则就与经济学中“人是理性的”这一基本假设相违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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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这批学者瞄准了民主决策机制。他们认为，老百姓虽然在整体上受到不良经济政策的伤害，但个体受损程度不高，而且他们位置分散，互不相识，联合起来修正经济政策的难度很大；与此对照，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虽然为数不多，但牵扯的利益巨大，互相认识，容易协调。也就是说，不是老百姓愚蠢，而是民主的机器更容易被利益团体利用，才产生了不良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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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珠宝进、适当加工、珠宝出”之说。以唐纳德·惠特曼（Donald Wittman）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把传统芝加哥学派的市场理论贯彻到底，对第二阶段的学说提出了有力批评。惠特曼在1995年出版的《民主失败的神话》中论证：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一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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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指出，人们在超市里之所以敢拿起牙膏就去付款，并不是因为他们懂化学，而是因为牙膏有品牌。而品牌接受公众的监督，才使得数量不多而且利益集中的厂商，无法劫持数量庞大而利益分散的消费者。这个机制同样适用于公共事务。事实上，人们对政治人物的道德品质要求特别高，对其丑闻也特别关心，这就说明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一样，也存在“一旦逮住即加倍惩罚”的机制。政治会出问题，市场也会出问题。但既然都有合理的惩罚机制，那么长期而言，那些顺应民意而产生的公共经济政策，就应该跟顺应消费者而产生的商品一样，是优质和与民意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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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是“垃圾进、不当加工、垃圾出”之说。惠特曼的理论令传统公共选择学者非常不安，因为后者一下子被逼到了“三难”境地。他们既不愿意擅自改动理性人假设，把人说成是不理智的，又不愿意把不良的公共经济政策说成是与广大选民的切身利益相符的，他们当然也难以反驳惠特曼为政治市场的效率所作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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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口出现在1997年乔治·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和洛伦·洛马斯基（Loren Lomasky）合著的《民主和决策》之中。这两位学者提出了“民主投票的表达性作用”的观点，即人们之所以参与投票，并不是为了改变选举结果，因为简单的统计学原理就能证明，每个人的选票对选举结果产生边际影响的概率极小，远远小于他们在投票路上遇到交通意外的概率。从这一点来看选民去投票的行为是得不偿失的。合理的解释是，选民之所以参政议政，不是因为自己真能改变选举结果，而是为了显现自己的品德，达到标榜的作用。同时，也恰恰是由于深知自己的投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接近于零，选民才不关心不良经济政策对自己造成的实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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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恩·卡普兰教授的这部《理性选民的神话》，是第四阶段学说的重要依据。作者提供的实证数据表明，大部分人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与职业经济学家的看法存在系统性的差距。用作者的话来说，这些差距可以归结为四大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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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排外偏见——凡是涉及对外关系的经济政策，老百姓比职业经济学家更倾向于朝着“外国人剥削本国人”的方面理解。这解释了大量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挥之不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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