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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兰指出，人们如果在市场上坚持错误，那么他们就会受到相应惩罚。例如，把豆腐买成白菜，那就只能吃白菜；偷懒，就会遭到减薪；理解新闻时感情用事，就会蒙受股市中的亏损。然而，人们如果在政治上坚持上述四类偏见，则不仅能通过“民主投票的显示性功能”，从友侪的认同中获得极大的满足，而且由于自己的选票对选举结果没有影响，所以也不会产生多少“屏除偏见以免遭不良政策之苦”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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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理性选民的神话》就为审视民主制度提供了一套独特的视角。它锁定并解释了大量诸如此类的现象：许多人高喊“支持民族工业”，私下则追逐舶来品；他们积极呼吁政府“创造就业”，私下则光顾低成本的商品；他们理直气壮地反对春运火车票提价，私下则托关系找黄牛；他们忧心忡忡地反对城市化过程，私下则想方设法在城市占据一席之地。人们这种在言论上夸夸其谈，在行动上精打细算的两面性，恰好是“不同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典型表现，卡普兰把前者称为“理性的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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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减少“理性的胡闹”产生的不良经济政策，最好的办法不是广泛和持续地听取民意，而是一开始就避免把问题交给民意。只要可能，就尽量让市场的“个人选择”来取代民主的“公共选择”。例如，消费者到底要购买哪个厂商的商品，这个问题本来就可以而且应该让每个消费者在市场上作个人选择，那就不应该把“要不要民族工业”的问题交给民意，让民意通过民主机制作公共选择。同理，教育、保险、医疗、住房等问题，也都可以尽量交给市场，由分散的消费者独自决定。只有这样，才能尽量避免公共经济政策因民意放纵而产生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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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作者卡普兰博士是我在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求学时的老师，译者刘艳红博士则是当时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的访问学者。应邀为师友的作品作序，是我莫大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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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 博士2010年9月24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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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英文平装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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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获得了远超预期的成功。不过真正出人意料的是，评论者们所给予的评价是如此公允合理。毋庸讳言，本书旨在引起广泛关注。从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是跨越学科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为具备常识的人们寻求一些共同点，并以此作为讨论的基础。但是，对于这一超越学科界限的尝试是否能成功，我是抱迟疑态度的。不过，本书并不是要在枯燥的学术争辩中采取一个标新立异的立场，它对民主这一世俗宗教的陈规陋见提出了质疑，并敦促读者们离开民主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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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有很多卓越的思想家早已对此类教条学说平静地提出了质疑。如果说《经济学家》杂志承认其对选民理性的质疑，一定程度上在我意料之中的话，那么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纽约时报》上将本书称作“年度最佳政治学书籍”时，却着实让我震惊。[1]虽然绝大多数评论对于我的观点并非那么热情洋溢，但只有少数人主张选民是理性的，或者支持我所谓的“流行的经济学偏见”。尽管我在乔治·梅森的几位同事曾经对我的“精英主义”提出批判，但我真正的错误在于低估了精英批判者们的公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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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几乎每一位评论者都提出了反驳，其中一些反驳意见与我的观点高度一致，甚至已经隐含在我的观点中了。《经济学家》开玩笑说：“卡普兰的这本书是一剂药方，但他永远不会赢得竞选。”这话没错。我也同意它所认为的“卡普兰更善于诊断而非治疗”[2]。但是我想对此做一点修正。你不应该仅仅因为病人拒绝吃他开出的药，而批判他开出的药方。《理性选民的神话》中包含了很多可操作的改革方案，但由于选民的非理性而不可能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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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所作为；本书并不提倡宿命论。但是，如果会有进展的话，这种进展有可能是缓慢的。民主体制中有一些回旋空间。如同书中最后一章所解释的那样，如果你希望把政策推向一个更为明智的方向，你可以利用这种回旋余地。我知道我可以做到：我不相信弗吉尼亚的选民希望我所写以及所教的东西违背流行的偏见，但出于至今还是迷的诸多原因，他们给了我足够的空间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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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普遍的批评是，我忽略了民主的象征性和/或合法功能。正如路易斯·梅纳德（Louis Menand）在《纽约客》上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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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竞争中落败的群体必须接受这一结果，必须视多数人的愿望为合法。要想让它这么做，唯一的方法只能是让它感觉到，它在这个过程中是有话语权的，即便这种权力实际上只是象征性的。民主政体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在于其稳定性。（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对愚蠢观点的容忍，不过是为此付出的很小的代价而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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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批评忽略了我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点：民主可以有不同程度。我们无须在抛弃民主和容忍多数人喜欢的任何愚蠢政策之间作选择。尽管有绝对多数原则、最高法院以及像美联储那样的独立机构的存在，但美国的政体始终十分稳定。民主可以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限制，而不必冒引发民众骚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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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批评认为我的议题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我的前提是经济学共识是可信的，为何我的结论却违背了经济学共识？如同克里斯托弗·海斯（Christopher Hayes）这样生动地阐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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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卡普兰想假定经济学家的一致观点具有权威性，而经济学家的一致观点是选民是理性的，但是这一立场恰恰是他想说服我们是错误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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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前提是经济学共识是不可推翻的 ，那么这一批评是无懈可击的。但是我实际的假定仅仅是，经济学家和其他专家一样应当遭到质疑，而举证的责任在于那些对专家共识提出质疑的人。既然理性选民假定是此类共识的一部分，那么我作为反对者的责任即是反驳它，这也正是我需要写这本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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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著作最严厉的批评也是最奇怪的。大量批评者——如《华尔街日报》的丹尼尔·卡斯（Daniel Casse）——否认流行的偏见能对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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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中，我们看不到卡普兰先生在什么地方向我们证明了愚蠢的选民偏见能够引发糟糕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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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贸易为例。卡普兰先生提到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在1977年达到谷底，仅有18%的美国人支持取消关税。但是三年之后，罗纳德·里根即以自由贸易为竞选纲领参加总统角逐，并促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与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为与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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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于是得出结论说：“近年来选民偏见引发了一些愚蠢的国民争论，但并没有导致愚蠢的国家政策。”[5]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决策者对民众的呼声充耳不闻，并以此来为民主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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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明确表示，在给定公共观念的条件下，民主决策要比你预期的更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观念是不重要的。如果选民偏见对政策毫无影响，为什么广泛的保护主义措施最初会得到采纳？为什么经过30年的自由化后保护主义仍然存在？对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也是最简单的：政治家为了赢得选票而支持最初的贸易保护措施；他们的继任者因担心失去选票而不愿意实行贸易自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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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选民偏见很少导致新 的愚蠢政策，在这一点上卡斯或许是对的（尽管伊拉克战争是一个明显的反例）。但是这种观点具有两方面的误导性。首先，近年来几乎没有实行任何新的国家经济政策，原因在于共和党与民主党分别控制行政与立法权力的政治僵局只能让政策维持现状。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卡斯关注政策如何变迁，而非存在什么样的政策。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民主能防止糟糕的政策进一步恶化，或者一定程度上纠正长期存在的错误，而判断它就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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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过所有这些友善的媒体报道之后，留在我脑子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本书能否事实上改变学术研究。象牙塔内的思维惯性与从众压力是巨大的。教授们即便同意选民是非理性的，却仍可能继续钻进思维的死胡同，因为这样比另起炉灶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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