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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批评忽略了我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点：民主可以有不同程度。我们无须在抛弃民主和容忍多数人喜欢的任何愚蠢政策之间作选择。尽管有绝对多数原则、最高法院以及像美联储那样的独立机构的存在，但美国的政体始终十分稳定。民主可以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限制，而不必冒引发民众骚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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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批评认为我的议题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我的前提是经济学共识是可信的，为何我的结论却违背了经济学共识？如同克里斯托弗·海斯（Christopher Hayes）这样生动地阐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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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卡普兰想假定经济学家的一致观点具有权威性，而经济学家的一致观点是选民是理性的，但是这一立场恰恰是他想说服我们是错误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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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前提是经济学共识是不可推翻的 ，那么这一批评是无懈可击的。但是我实际的假定仅仅是，经济学家和其他专家一样应当遭到质疑，而举证的责任在于那些对专家共识提出质疑的人。既然理性选民假定是此类共识的一部分，那么我作为反对者的责任即是反驳它，这也正是我需要写这本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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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著作最严厉的批评也是最奇怪的。大量批评者——如《华尔街日报》的丹尼尔·卡斯（Daniel Casse）——否认流行的偏见能对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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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中，我们看不到卡普兰先生在什么地方向我们证明了愚蠢的选民偏见能够引发糟糕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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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贸易为例。卡普兰先生提到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在1977年达到谷底，仅有18%的美国人支持取消关税。但是三年之后，罗纳德·里根即以自由贸易为竞选纲领参加总统角逐，并促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与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为与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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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于是得出结论说：“近年来选民偏见引发了一些愚蠢的国民争论，但并没有导致愚蠢的国家政策。”[5]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决策者对民众的呼声充耳不闻，并以此来为民主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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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明确表示，在给定公共观念的条件下，民主决策要比你预期的更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观念是不重要的。如果选民偏见对政策毫无影响，为什么广泛的保护主义措施最初会得到采纳？为什么经过30年的自由化后保护主义仍然存在？对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也是最简单的：政治家为了赢得选票而支持最初的贸易保护措施；他们的继任者因担心失去选票而不愿意实行贸易自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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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选民偏见很少导致新 的愚蠢政策，在这一点上卡斯或许是对的（尽管伊拉克战争是一个明显的反例）。但是这种观点具有两方面的误导性。首先，近年来几乎没有实行任何新的国家经济政策，原因在于共和党与民主党分别控制行政与立法权力的政治僵局只能让政策维持现状。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卡斯关注政策如何变迁，而非存在什么样的政策。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民主能防止糟糕的政策进一步恶化，或者一定程度上纠正长期存在的错误，而判断它就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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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过所有这些友善的媒体报道之后，留在我脑子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本书能否事实上改变学术研究。象牙塔内的思维惯性与从众压力是巨大的。教授们即便同意选民是非理性的，却仍可能继续钻进思维的死胡同，因为这样比另起炉灶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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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仍然充满乐观。行为经济学从未像今天这样强大过，不学习一些实证心理学而想做应用经济学研究已经几乎不可能了。行为政治经济学不应该落后太远。所幸的是，作为研究者的经济学家所相信的和作为教师的经济学家所相信的两者之间的冲突将升级为严重的认知冲突，从而促进科学进步。一旦经济学家承认选民正像他们的学生那样，甚至更糟，他们就能够揭开政治与政策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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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且当经济学家开始幡然醒悟，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的社会科学家就可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有关“经济学家盲目自大”的批评通常并没有击中要害。不过，考虑到经济学家对实证的政治科学少得可怜的了解和关注，我得承认这些指控并非全无道理。经济学家对公共观念的漠视是尤为糟糕的。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在人类实际上在想什么以及要什么的问题上，我们对其浩繁的研究文献连看都不看一眼的话，怎么能够构建有关公众与特殊利益群体的冲突的模型呢？所幸的是，政治学家未必会对经济学家的自大耿耿于怀。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一个经济学家耐心地向他们提出问题并倾听他们的回答，他们会感到惊奇和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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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经济学同行的另一个建议是，多写一些书。在一篇论文中，你有足够的篇幅就一个或两个常规的观点提出质疑。但是，除非你将所有的传统智慧视作当然，你充其量只能让自己显得难以理解；或者更糟糕的话，甚至显得荒唐。而在一本书中，你有时间坦诚地解释你的整个立场。而且，即便是一本不成功的书或许也比你任何一篇论文的读者多。就我个人来说，我希望自己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著书立说，并计划在我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专注于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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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我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好人们那里得到了一流的待遇，这有可能对我造成误导。在我写这本书的几年中，社长彼得·多尔蒂（Peter Dougherty）从未停止过对我的鼓励。我的编辑蒂姆·沙利文（Tim Sullivan），在从本书的交稿到发行的整个过程中向我提供了专业的指导，并总在邮件往来中及时地向我提供有益的建议。文字编辑理查德·伊索麦基（Richard Isomaki）不辞辛劳、逐行逐句地校对，使本书大为增色。封面设计弗兰克·马胡德（Frank Mahood）圆满地完成了将一本有关选民非理性的书变得让人们有购买冲动的任务。最后，精力充沛的宣传策划杰西卡·佩利恩（Jessica Pellien）设法将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教授推向全国几乎每一个主要的销售网点。她是怎么做到的，我无从知晓；但我对此感激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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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Vote for Me，Dimwit，”Economist，June 16，2007，42；Kristof，“The Voters Speak：Baaa！”New York Times，July 30，2007，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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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ote for Me，Dimw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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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enand，“Fractured Franchise，”New Yorker，July 9 & 16，20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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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ayes，“Who’s Afraid of Democracy？”In These Times，May 25，20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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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asse，“Casting a Ballot With a Certain Cast of Mind，”Wall Street Journal，July 10，2007，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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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还有必要提及的一点是，在过去30年里，公共观念中的保护主义倾向已经明显降低。如果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率始终停留在18%的水平，自由贸易运动又怎么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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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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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与一群喜好辩论却令人鼓舞的同行共事，但我要特别感谢其中的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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