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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中，我们看不到卡普兰先生在什么地方向我们证明了愚蠢的选民偏见能够引发糟糕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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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贸易为例。卡普兰先生提到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在1977年达到谷底，仅有18%的美国人支持取消关税。但是三年之后，罗纳德·里根即以自由贸易为竞选纲领参加总统角逐，并促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与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为与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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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于是得出结论说：“近年来选民偏见引发了一些愚蠢的国民争论，但并没有导致愚蠢的国家政策。”[5]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决策者对民众的呼声充耳不闻，并以此来为民主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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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明确表示，在给定公共观念的条件下，民主决策要比你预期的更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观念是不重要的。如果选民偏见对政策毫无影响，为什么广泛的保护主义措施最初会得到采纳？为什么经过30年的自由化后保护主义仍然存在？对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也是最简单的：政治家为了赢得选票而支持最初的贸易保护措施；他们的继任者因担心失去选票而不愿意实行贸易自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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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选民偏见很少导致新 的愚蠢政策，在这一点上卡斯或许是对的（尽管伊拉克战争是一个明显的反例）。但是这种观点具有两方面的误导性。首先，近年来几乎没有实行任何新的国家经济政策，原因在于共和党与民主党分别控制行政与立法权力的政治僵局只能让政策维持现状。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卡斯关注政策如何变迁，而非存在什么样的政策。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民主能防止糟糕的政策进一步恶化，或者一定程度上纠正长期存在的错误，而判断它就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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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过所有这些友善的媒体报道之后，留在我脑子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本书能否事实上改变学术研究。象牙塔内的思维惯性与从众压力是巨大的。教授们即便同意选民是非理性的，却仍可能继续钻进思维的死胡同，因为这样比另起炉灶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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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仍然充满乐观。行为经济学从未像今天这样强大过，不学习一些实证心理学而想做应用经济学研究已经几乎不可能了。行为政治经济学不应该落后太远。所幸的是，作为研究者的经济学家所相信的和作为教师的经济学家所相信的两者之间的冲突将升级为严重的认知冲突，从而促进科学进步。一旦经济学家承认选民正像他们的学生那样，甚至更糟，他们就能够揭开政治与政策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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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且当经济学家开始幡然醒悟，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的社会科学家就可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有关“经济学家盲目自大”的批评通常并没有击中要害。不过，考虑到经济学家对实证的政治科学少得可怜的了解和关注，我得承认这些指控并非全无道理。经济学家对公共观念的漠视是尤为糟糕的。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在人类实际上在想什么以及要什么的问题上，我们对其浩繁的研究文献连看都不看一眼的话，怎么能够构建有关公众与特殊利益群体的冲突的模型呢？所幸的是，政治学家未必会对经济学家的自大耿耿于怀。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一个经济学家耐心地向他们提出问题并倾听他们的回答，他们会感到惊奇和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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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经济学同行的另一个建议是，多写一些书。在一篇论文中，你有足够的篇幅就一个或两个常规的观点提出质疑。但是，除非你将所有的传统智慧视作当然，你充其量只能让自己显得难以理解；或者更糟糕的话，甚至显得荒唐。而在一本书中，你有时间坦诚地解释你的整个立场。而且，即便是一本不成功的书或许也比你任何一篇论文的读者多。就我个人来说，我希望自己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著书立说，并计划在我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专注于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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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我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好人们那里得到了一流的待遇，这有可能对我造成误导。在我写这本书的几年中，社长彼得·多尔蒂（Peter Dougherty）从未停止过对我的鼓励。我的编辑蒂姆·沙利文（Tim Sullivan），在从本书的交稿到发行的整个过程中向我提供了专业的指导，并总在邮件往来中及时地向我提供有益的建议。文字编辑理查德·伊索麦基（Richard Isomaki）不辞辛劳、逐行逐句地校对，使本书大为增色。封面设计弗兰克·马胡德（Frank Mahood）圆满地完成了将一本有关选民非理性的书变得让人们有购买冲动的任务。最后，精力充沛的宣传策划杰西卡·佩利恩（Jessica Pellien）设法将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教授推向全国几乎每一个主要的销售网点。她是怎么做到的，我无从知晓；但我对此感激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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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Vote for Me，Dimwit，”Economist，June 16，2007，42；Kristof，“The Voters Speak：Baaa！”New York Times，July 30，2007，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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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ote for Me，Dimw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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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enand，“Fractured Franchise，”New Yorker，July 9 & 16，20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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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ayes，“Who’s Afraid of Democracy？”In These Times，May 25，20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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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asse，“Casting a Ballot With a Certain Cast of Mind，”Wall Street Journal，July 10，2007，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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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还有必要提及的一点是，在过去30年里，公共观念中的保护主义倾向已经明显降低。如果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率始终停留在18%的水平，自由贸易运动又怎么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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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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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与一群喜好辩论却令人鼓舞的同行共事，但我要特别感谢其中的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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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是唐·博祖（Don Boudreaux），是他在1998年的公共选择研讨会后即鼓励我对选民理性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在这个鲜有赞誉的学科领域，唐及时告诉我他喜欢我的研究路径，且从那以后从未停止过。如果没有唐的支持，我真不知自己是否还会写这本书，或者任何本书建基于上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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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是泰勒·考恩（Tyler Cowen），我的自始至终的批评者。自从我加入乔治·梅森大学的教师队伍，泰勒就从未停止过读我的研究成果并告诉我错在哪里。没有谁比泰勒就此书不同版本的草稿作出过更多的评论，也没有谁比泰勒提出过更尖锐的问题。我记不清我们最近一次达成共识是在什么时候，但我仍然觉得我所知道的任何事情有一半是他教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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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永远感谢午餐会的惯例。我能将最初的想法转化为最终的成果，与午餐会上的常客泰勒、罗宾·汉森（Robin Hason）以及亚历克斯·塔巴洛克（Alex Tabarrok）经年不衰的辩论功不可没。而这不过是个开头而已。还有很多午餐会的同伴们分享了我的观点并给予了反馈意见，这些人包括Scott Beaulier，David Bernstein，Tim Besley，Pete Boettke，Don Boudreaux，J. C. Bradbury，Geoff Brennan，Corina Caplan，Roger Congleton，Mark Crain，Eric Cramp-ton，Gordon Dahl，Veronique de Rugy，Bill Dickens，Zac Gochenour，Rodolfo Gonzalez，Donald Green，Friedrich Heinemann，Bob Higgs，Randy Holcombe，Dan Houser，Jeff Hummel，Larry Iannaccone，Scott Keeter，Dan Klein，Arnold Kling，Ken Koford，George Krause，Timur Kuran，David Levy，Jacob Levy，Loren Lomasky，John Lott，Daniel Lurker，John Matsusaka，Kevin McCabe，Mitch Mitchell，Nathaniel Paxson，Ben Powell，Ilia Rainer，Carlos Ramirez，Joe Reid，Fab Rojas，Russ Roberts，Charles Rowley，Paul Rubin，Joe Salerno，Jim Schneider，Andrew Sellgren，Thomas Stratmann，Ed Stringham，Tom TerBush，Gordon Tullock，Dick Wagner，Walter Williams，and Donald Wit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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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和午餐会同样有趣的是，我要特别感谢那些曾经读过我的文稿并且提出具体的评论意见的人，他们是Scott Beaulier，Pete Boettke，Eric Crampton，Tyler Cowen，Andrew Gelman，David Gordon，Robin Hanson，Michael Huemer，Dan Klein，Arnold Kling，Geoffrey Lea，David Levenstaum，Steve Miller，Nathaniel Paxson，Russ Roberts，Fab Rojas，Russ Sobel，Ilya Somin，Ed Stringham，Koleman Strumpf，Tim Sullivan，Dan Sutter，Alex Tabarrok，Gordon Tullock，Donald Wittman，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评议专家。我还要表达对凯泽家族基金会（the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谢意，他们无偿地让我分享美国公众与经济学家经济调查（SAEE）的数据。感谢Scott Beaulier，Steve Miller，Eric Crampton，Kail Padgitt，和Geoffrey Lea向我提供了一流的研究支持；感谢我在微观经济学和公共财政课上的研究生，以及我的博客的读者们常年给予的积极反馈；感谢美国市场研究中心（Mercatus Center）所给予的慷慨援助。最后，我非常有幸拥有一位既有经济学学位，又有持久的耐心倾听我的最新理论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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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遗漏了哪一位，在此表示歉意。我能在下一次的午餐会上补偿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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