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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我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好人们那里得到了一流的待遇，这有可能对我造成误导。在我写这本书的几年中，社长彼得·多尔蒂（Peter Dougherty）从未停止过对我的鼓励。我的编辑蒂姆·沙利文（Tim Sullivan），在从本书的交稿到发行的整个过程中向我提供了专业的指导，并总在邮件往来中及时地向我提供有益的建议。文字编辑理查德·伊索麦基（Richard Isomaki）不辞辛劳、逐行逐句地校对，使本书大为增色。封面设计弗兰克·马胡德（Frank Mahood）圆满地完成了将一本有关选民非理性的书变得让人们有购买冲动的任务。最后，精力充沛的宣传策划杰西卡·佩利恩（Jessica Pellien）设法将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教授推向全国几乎每一个主要的销售网点。她是怎么做到的，我无从知晓；但我对此感激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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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Vote for Me，Dimwit，”Economist，June 16，2007，42；Kristof，“The Voters Speak：Baaa！”New York Times，July 30，2007，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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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ote for Me，Dimw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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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enand，“Fractured Franchise，”New Yorker，July 9 & 16，20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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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ayes，“Who’s Afraid of Democracy？”In These Times，May 25，20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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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asse，“Casting a Ballot With a Certain Cast of Mind，”Wall Street Journal，July 10，2007，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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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还有必要提及的一点是，在过去30年里，公共观念中的保护主义倾向已经明显降低。如果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率始终停留在18%的水平，自由贸易运动又怎么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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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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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与一群喜好辩论却令人鼓舞的同行共事，但我要特别感谢其中的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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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是唐·博祖（Don Boudreaux），是他在1998年的公共选择研讨会后即鼓励我对选民理性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在这个鲜有赞誉的学科领域，唐及时告诉我他喜欢我的研究路径，且从那以后从未停止过。如果没有唐的支持，我真不知自己是否还会写这本书，或者任何本书建基于上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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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是泰勒·考恩（Tyler Cowen），我的自始至终的批评者。自从我加入乔治·梅森大学的教师队伍，泰勒就从未停止过读我的研究成果并告诉我错在哪里。没有谁比泰勒就此书不同版本的草稿作出过更多的评论，也没有谁比泰勒提出过更尖锐的问题。我记不清我们最近一次达成共识是在什么时候，但我仍然觉得我所知道的任何事情有一半是他教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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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永远感谢午餐会的惯例。我能将最初的想法转化为最终的成果，与午餐会上的常客泰勒、罗宾·汉森（Robin Hason）以及亚历克斯·塔巴洛克（Alex Tabarrok）经年不衰的辩论功不可没。而这不过是个开头而已。还有很多午餐会的同伴们分享了我的观点并给予了反馈意见，这些人包括Scott Beaulier，David Bernstein，Tim Besley，Pete Boettke，Don Boudreaux，J. C. Bradbury，Geoff Brennan，Corina Caplan，Roger Congleton，Mark Crain，Eric Cramp-ton，Gordon Dahl，Veronique de Rugy，Bill Dickens，Zac Gochenour，Rodolfo Gonzalez，Donald Green，Friedrich Heinemann，Bob Higgs，Randy Holcombe，Dan Houser，Jeff Hummel，Larry Iannaccone，Scott Keeter，Dan Klein，Arnold Kling，Ken Koford，George Krause，Timur Kuran，David Levy，Jacob Levy，Loren Lomasky，John Lott，Daniel Lurker，John Matsusaka，Kevin McCabe，Mitch Mitchell，Nathaniel Paxson，Ben Powell，Ilia Rainer，Carlos Ramirez，Joe Reid，Fab Rojas，Russ Roberts，Charles Rowley，Paul Rubin，Joe Salerno，Jim Schneider，Andrew Sellgren，Thomas Stratmann，Ed Stringham，Tom TerBush，Gordon Tullock，Dick Wagner，Walter Williams，and Donald Wit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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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和午餐会同样有趣的是，我要特别感谢那些曾经读过我的文稿并且提出具体的评论意见的人，他们是Scott Beaulier，Pete Boettke，Eric Crampton，Tyler Cowen，Andrew Gelman，David Gordon，Robin Hanson，Michael Huemer，Dan Klein，Arnold Kling，Geoffrey Lea，David Levenstaum，Steve Miller，Nathaniel Paxson，Russ Roberts，Fab Rojas，Russ Sobel，Ilya Somin，Ed Stringham，Koleman Strumpf，Tim Sullivan，Dan Sutter，Alex Tabarrok，Gordon Tullock，Donald Wittman，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评议专家。我还要表达对凯泽家族基金会（the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谢意，他们无偿地让我分享美国公众与经济学家经济调查（SAEE）的数据。感谢Scott Beaulier，Steve Miller，Eric Crampton，Kail Padgitt，和Geoffrey Lea向我提供了一流的研究支持；感谢我在微观经济学和公共财政课上的研究生，以及我的博客的读者们常年给予的积极反馈；感谢美国市场研究中心（Mercatus Center）所给予的慷慨援助。最后，我非常有幸拥有一位既有经济学学位，又有持久的耐心倾听我的最新理论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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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遗漏了哪一位，在此表示歉意。我能在下一次的午餐会上补偿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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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绪论 民主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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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支持者喊道：“斯蒂文森州长，有思想的人全都支持你！”州长回答：“那还不够。我需要大多数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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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西蒙（Scott Simon）：《音乐提示：阿德莱·斯蒂文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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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裁政权下，政府政策经常令人胆战心惊，但很少使人困惑不解。柏林墙的建立激起了全世界的公愤，但没有人会纳闷：“民主德国的领导人究竟在想什么？”显而易见，他们想要借此阻挡那些成群逃离的民主德国的人民，以维持其统治。对于统治集团来说，建柏林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由于损害了旅游业，它会使其更难获得硬通货以换取西方的奢侈品。但总体而言，柏林墙终究是保护精英集团的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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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无疑是这样一剂备受推崇的政治万灵药。独裁统治的历史造成了这样一种强烈印象，即糟糕政策的存在是因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2]而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将权力赋予人民”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达成利益一致 。如果人民决定将决策权赋予那些职业政客，结果会怎样？显然是谁出钱，谁定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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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一乐观主义的设想通常是脱离现实的。民主国家经常会采纳并实行一些对多数人有害的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几个世纪以来所有政治版图上的经济学家都强调这一做法是愚蠢的，但民主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限制进口的政策。即便在各国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的时候，其潜台词也往往是：“贸易的确可以使彼此获益”，但是，“只有你给我好处，买了我的东西，我才会给你好处，买你的东西”。无须否认，与柏林墙相比，这类政策不是那么耸人听闻，但却更让人困惑 。在理论上，民主是一道防御社会有害政策的堡垒；但在实践中，民主却为后者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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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解决这一民主的悖论呢？答案之一是，这些人民的“代表”反客为主，操纵了政治决策。选举制度可能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能有效地阻止权力的滥用，从而导致取悦特殊利益集团要比让公众满意更重要。答案二是对答案一的补充，即选民对政治是极其无知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代表是谁，更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从而给政客们提供了以权谋私以及与政治捐款者合谋的机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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