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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拥护者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承认了这一事实。[11]当他们惊呼“民主的式微”时，他们的主要证据就是市场几乎没有遭遇政府监管，甚至还取代了政府的传统职能。他们常常向选民发出“警钟式的呼吁”，让他们摒除对政治的冷漠，使决策者能听见他们的呼声。然而，一个很少被提及的“异端”想法是，弱化民主而强化市场可能恰恰是一件好事。无论你是否相信市场的绝对力量，如果民主使事情变得更糟，那么相应地，市场往往能改善事情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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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有一个“迷信”市场的名不副实的名声。而事实上，没有人比经济学家更彻底地解析过市场失灵的无数种可能性。但是，经过反复检验后，经济学家通常得出的结论是，普通百姓——以及那些缺乏经济学训练的知识分子们——低估了市场的作用。[12]在我看来，民主则获得了截然不同的待遇。那就是，它的作用不仅被公众，而且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高估。也就是说，不仅普通大众低估了市场的作用，就连经济学家也低估了市场相对于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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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imo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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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关独裁政权的经济学与政治学研究，参见Wintrobe（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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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关通过民主方式采纳的有害政策的讨论，参见Friedman（2002），Krugman（1998），Olson（1996），以及Blinder（1987）。欧文（Irwin，1996）全面总结了经济学家有关贸易保护主义观点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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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列文献对多数控制其政治代表的能力提出过质疑：Grossman and Helpman（2001，1996，1994），Rowley，Tollison，and Tul-lock（1988），Becker（1983），and Brennan and Buchanan（1980）。探讨选民无知与政客违背公众利益的能力之间的联系的文献有：Somin（2004），Magee，Brock，and Young（1989），Weingast，Shepsle，and Johnson（1981），以及Downs（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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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特别参见Wittman（1995，1989），以及Stigler（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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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经济学家与认知心理学家在信息处理问题上的看法，参见Sheffrin（1996），Kahneman，Slovic，and Tversky（1982），以及Nisbett and Ross（1980）。这两个学科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与经济学家相比，认知心理学家更倾向于认为人们最佳的信息处理能力并没有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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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相关的有趣的试验证明，参见Tetlock（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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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例如，参见Applebaum（2003），Courtois et al.（1999），Becker（1996），Payne（1995），Drèze and Sen（1990），以及Conquest（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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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有关对民主政治的批判的广泛调查，参见Dahl（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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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igen and Siegel（199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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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例如，参见MacEwan（1999），Soros（1998），Kuttner（1997，1991，1984），以及Greider（1997，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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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例如，参见Caplan（2002a），Alston，Kearl，and Vaughn（1992），Blinder（1987），以及Schultze（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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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第一章 超越聚合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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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普通大众相信的事物，我均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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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L. 门肯（H. L. Mencken）：《门肯文选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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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民所不知道的事情可以装满整整一个大学图书馆。在过去几十年里，政治经济学家们一直对人民的治理能力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重新表示忧虑，出于自利考虑，他们指出选民是不会犯错的。由于每一张选票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一个现实的利己主义者是不关心政治的，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他会选择理性的无知 （rationally ignoran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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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经济学观点，对于那些将民主奉若神明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羞辱。糟糕的是，选民们恰巧 确实知之甚少。不过，只要选民的无知是一种过去式，这还尚可容忍。舆论常常批评民众对那些特别平庸的候选人漠不关心。而稍加思考的人会发现这种冷漠在年复一年地继续，于是他们谴责选民无视民主本身的缺位。对此，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曾经这样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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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投票和直接政治让位于筹款竞选式的财阀政治，民主政治的实质，即投票权，已被逐渐销蚀。……民众的退出与政治被特殊利益资金、金钱指使下的攻击性广告以及民调与目标群体导向的战略等所左右有直接关系……人民由此发现，政治已将自己排除在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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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只要细细咀嚼“理性无知”这一思想，你会发现所谓“解决民主问题的出路在于更民主”的口号有多么空洞。选民无知是人类自私天性的反映，而不是暂时性的文化异常现象。因此，任何倡议、竞选筹款改革或者任何试图“修复民主”的通行办法都很难增强选民使自己了解真相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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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理性无知这一观念的传播，它已经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条思想分界线。经济学家以及具有经济学头脑的政治学家和法学教授，通常站在同一立场。[4]他们把选民无知看作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通过政府干预来改善市场结果持怀疑态度。有益的政府行为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如何指望那些彻底无知的选民选出能真正将此付诸实施的政治代言人呢？其言下之意是：“选民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把一切交给市场吧。”站在相反立场上的一派则对怀疑政府干预的观点不以为然。一旦把选民无知问题看得不那么严重，那么从“理论上有益的政策”到“实践中民主国家所采纳的政策”不过是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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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无知理论很快衍生出了诸如公共选择 、政治经济学 或理性选择理论 等众多学派。[5]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民主的缺陷几乎被视为异端，但其研究路径却很难被根除。到了70年代，对愚蠢的政府政策的抨击成倍增加，从而为反规制和私有化铺平了道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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