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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有关对民主政治的批判的广泛调查，参见Dahl（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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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igen and Siegel（199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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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例如，参见MacEwan（1999），Soros（1998），Kuttner（1997，1991，1984），以及Greider（1997，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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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例如，参见Caplan（2002a），Alston，Kearl，and Vaughn（1992），Blinder（1987），以及Schultze（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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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第一章 超越聚合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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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普通大众相信的事物，我均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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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L. 门肯（H. L. Mencken）：《门肯文选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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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民所不知道的事情可以装满整整一个大学图书馆。在过去几十年里，政治经济学家们一直对人民的治理能力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重新表示忧虑，出于自利考虑，他们指出选民是不会犯错的。由于每一张选票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一个现实的利己主义者是不关心政治的，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他会选择理性的无知 （rationally ignoran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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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经济学观点，对于那些将民主奉若神明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羞辱。糟糕的是，选民们恰巧 确实知之甚少。不过，只要选民的无知是一种过去式，这还尚可容忍。舆论常常批评民众对那些特别平庸的候选人漠不关心。而稍加思考的人会发现这种冷漠在年复一年地继续，于是他们谴责选民无视民主本身的缺位。对此，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曾经这样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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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投票和直接政治让位于筹款竞选式的财阀政治，民主政治的实质，即投票权，已被逐渐销蚀。……民众的退出与政治被特殊利益资金、金钱指使下的攻击性广告以及民调与目标群体导向的战略等所左右有直接关系……人民由此发现，政治已将自己排除在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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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只要细细咀嚼“理性无知”这一思想，你会发现所谓“解决民主问题的出路在于更民主”的口号有多么空洞。选民无知是人类自私天性的反映，而不是暂时性的文化异常现象。因此，任何倡议、竞选筹款改革或者任何试图“修复民主”的通行办法都很难增强选民使自己了解真相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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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理性无知这一观念的传播，它已经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条思想分界线。经济学家以及具有经济学头脑的政治学家和法学教授，通常站在同一立场。[4]他们把选民无知看作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通过政府干预来改善市场结果持怀疑态度。有益的政府行为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如何指望那些彻底无知的选民选出能真正将此付诸实施的政治代言人呢？其言下之意是：“选民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把一切交给市场吧。”站在相反立场上的一派则对怀疑政府干预的观点不以为然。一旦把选民无知问题看得不那么严重，那么从“理论上有益的政策”到“实践中民主国家所采纳的政策”不过是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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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无知理论很快衍生出了诸如公共选择 、政治经济学 或理性选择理论 等众多学派。[5]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民主的缺陷几乎被视为异端，但其研究路径却很难被根除。到了70年代，对愚蠢的政府政策的抨击成倍增加，从而为反规制和私有化铺平了道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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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上述观念开始改变世界，对其理论基础的严峻挑战也日益浮出水面。早期的批判主要来自那些对经济学思维方式缺乏理解或认同的思想者。而新的质疑则是以清晰的经济学逻辑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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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聚合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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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下，如果让100个人去参加百米竞赛，然后把他们的成绩平均一下。这个平均值肯定不会好于跑得最快者的成绩，而要比最好成绩差……但是，如果让100个人去回答一个问题或解决一个问题，所得到的平均答案却往往至少和最聪明者的答案一样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平均意味着平庸。但在作决策时，却常常效果非凡。这就好比大家都不约而同被设计成同样聪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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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群众的智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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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对如何达到自己的目标没有任何想法，那么很难指望他能实现这个目标。他有可能交上好运，但常识告诉我们，知道你在做什么与成功地去做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普遍存在的选民无知，似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运转失灵的民主。那些最终主宰命运的人们——选民——连基本的解剖学原理都未掌握，却在操刀进行脑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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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试图对这一类比进行有力的反击，但是其中最有见地的观点认为，无论选民无知达到何种程度，民主依然能够运行良好。何以见得？那就是假定选民不会犯系统性 错误。尽管他们总在不断出错，但他们的错误却是随机的。如果选民对X和Y一无所知，却要在两者之间进行一个盲目的选择，他们选择其中任何一者的概率是均等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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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会怎样？如果100%的选民都无知，可想而知结果会有多么糟糕。候选人可能是一名隐形的炸弹爆炸者，意在密谋摧毁人类文明。因此，如果选民的选择是随机的话，隐形爆炸者将有一半的概率胜选。的确如此，假定选民完全无知，其结果必然十分可悲。知情的选民尽管很少，但确实是存在的。这似乎能让我们聊以自慰。100%的无知会造成灾难，99%的无知是否要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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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出乎意料的是，答案是肯定的。选民无知所导致的消极后果不是线性的。与完全无知相比，99%无知条件下的民主要更接近完全知情条件下的民主。[9]为什么？首先，设想在所有选民100%知情的情况下，谁将赢得选举？显而易见，谁赢得多数知情选民的支持，谁就将在选举中获胜。 接下来，看一看只有1%的选民知情的情况。也就是说，其余99%的选民都是糊涂蛋，他们的投票是漫无目的的。随便问一个等着投票的人，你就会吃惊地发现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简单统计显示，在大规模选举中，每个候选人都能获得大约半数的随机选票。也就是说，双方都能获得大约49.5%的胜算。但这还不足以取胜。为此，双方都必须将精力集中在那1%的知情者身上。谁赢得多数知情者的支持，谁就将获胜。 就如同佩奇和夏皮罗（Page and Shapiro）所强调的那样，此处的经验是，在选举中研究平均选民（the average voter）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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