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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另外一类经验证据能够对“聚合的奇迹”提出质疑。所谓的奇迹只能在选民不犯系统性 错误的情况下才奏效。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必纠缠于选民错误这一话题，转而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个更加重要且尚待探讨的问题：[21]选民所犯的错误是系统性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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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此提出疑问。是的，正如索罗维基所指出的那样，在猜公牛体重的问题上，平均答案是靠谱的。认知心理学列举了一长串其他问题，但对这些问题的平均答案却出现了系统性错误。[22]这一研究成果应该开启我们的思路，对选民犯系统性错误的可能性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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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有的心理学文献本身并不能说明更多问题。一般认知与特定的政治决策之间的联系毕竟太松散了。人们可能对一般事务缺乏判断，但对特定事项并不乏真知灼见。[23]选民可能不精于计算，但对决策的明智与否却有敏锐的判断。因此，我们可以把问题具体化为：在与政治直接相关的问题上 ，选民是否会犯系统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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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中间选民模型：随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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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答案是十分肯定的。本书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至少在经济学观念中，充满了严重的系统性错误。[24]我强烈怀疑，同样的错误也存在于其他观念中。但就经济学而言，结论是明确的。人们不理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及它在协调私人贪欲和公共利益之间关系上的能力。我把这叫做反市场 偏见（antimarket bias）。人们低估了与外国人交往的好处。我把这叫做排外 偏见（antiforeign bias）。人们把经济繁荣等同于就业，而不与生产挂钩，我把这叫做就业 偏见（make-work bias）。最后，人们过于消极地判断经济形势，并且认为形势越来越糟。我把这叫做悲观主义 偏见（pessimistic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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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经济政策是现代国家的主要活动，这就使得选民的经济学观念，即便不是与政治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观念，至少也在关联度最高之列。如果选民的政策偏好建基于严重错误的经济模型之上，那么政府很有可能履行糟糕的经济职能。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假定两位候选人在支持贸易保护的程度上展开竞争。由于选民在对贸易保护后果的认识上所犯的错误是随机 的，这就导致一些能从自由贸易中受益的选民反而支持贸易保护。但是同样普遍的是，一些能从保护主义政策中受惠的选民却对自由贸易投了赞成票。[25]由此，“聚合的奇迹”得以成立：尽管存在选民无知，但最终获胜的政治纲领却仍然是社会最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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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中间选民模型：系统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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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任何曾经教过国际经济学的人来说，这个结论却没有太多吸引人的地方。在课堂上，教师常常要说得口干舌燥才能让学生明白比较优势的道理。可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学生重蹈覆辙、一错再错的比例实在让人沮丧。如果我们做一个更为贴近现实的假定，即假定选民系统性地高估贸易保护的好处，结果会怎样？大量自由贸易的受益者将支持贸易保护，而只有少数将受益于保护主义的选民对自由贸易投赞成票。政治天平将发生倾斜，获胜的政治纲领将是过度的保护主义。对于中间选民来说，比其所主张更少一些的保护主义将对其更有利。 但竞争驱使政客们选择选民们所需要的，而非对其最有利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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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偏见促成了一项又一项政策的出台。[26]例如，供需规律表明高于市场价格的定价将导致产品滞销和过剩，但这并没能阻止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因对劳动力市场进行规制而陷入数十年的衰退性失业。[27]对此现象最为可信的一个解释就是，普通选民并没有看到人为高工资和失业之间的联系。在我从事经济学研究之前，我自己也没能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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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170445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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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现代研究与传统智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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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对言论有两种态度：正式的与非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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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麦克洛斯基（Donald McCloskey）：《经济学的花言巧语》[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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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与“随机性”错误这样的术语，大概是在30年前进入经济学家的词库的。[29]但系统性错误这一概念的历史却要长得多。西蒙·纽科姆（Simon Newcomb）于1893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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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由职业倡导者所提出的经济学的现实结论，与体现在当下讨论及立法中的普通大众的想法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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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纽科姆在当代美国和英国所见证的思想趋向。而在一个世纪前，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英国的经济学观念也进行了类似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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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贸易平衡的教条更荒谬的了。这一教条学说，不仅是这些（重商主义者的）限制措施，而且是几乎所有其他的贸易管制政策的基础。这一学说认为，当两地进行贸易时，如果不出现贸易差额，那么双方不输不赢，互相扯平；如果贸易额略有偏倚，则必然一方受损，另一方受益，其损益程度与偏倚程度是成比例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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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密来看，这一教条学说的政策影响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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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受此类教条学说影响的国家认定，它们的利益在于削弱其所有的邻邦。每个国家都开始用一种嫉恨的眼光来看待所有与其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的繁荣，并且视其收益为自身的损失。原本应当如同个人间贸易那样，是一种和谐与友谊的天然纽带的国家间贸易，已经演变成为冲突与仇恨的最主要的根源。[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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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密声称“科学是对激情与迷信之毒最好的解药”[33]时，他并不认为错误能够彼此抵消，从而不造成任何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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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中期，法国经济学家、古典经济学的传播者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将其最著名的著作命名为《经济学谬论》（Economic Sophisms）。在巴斯夏那儿，“谬论”是“系统性错误”的同义词，并认为其将导致广泛后果：它们“是特别有害的，因为它们将公众舆论导入这样一种歧途，即认为公众舆论就是权威，就是法律”[34]。巴斯夏对很多保护主义谬论进行抨击，但没有批评过任何流行的自由贸易的谬论。其原因并不是不存在有关自由贸易的谬论，而是，事实上并不存在任何像保护主义谬误那样普遍的自由贸易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