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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公共政策经常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其基于一些错误见解，对于这种假定，实在不敢恭维。而那些年复一年，甚至一代又一代被重复的，认为大多数国家采纳保护性关税或高利贷法，是因为误解而非有意之举的观点，也特别让人难以理解。[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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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截然相反的是，经济学入门课程的一个暗含假定是，刚入学的学生是带有偏见的，因此有必要纠正这类偏见，从而改进政策。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如果能够由我来写经济学教材，我才不在乎是谁来写一个国家的法律，或者谁来制定那些高级条约。”[38]这就如同经济学教师通常认为的那样，刚入门的学生存在系统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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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吃惊的现实：作为研究者，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及系统性的经济学偏见；作为教师，他们理所当然地接受这种现象的存在。人们可能会批判教科书过于死板，不能与研究进展同步；或者批评教师没能把学生带向学术前沿。但是，对于人们持有系统性的经济学偏见的假定至今没能被证伪，它几乎很少被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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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持认为，经济学教师口口相传的一些共识，为经济学研究者做科学假定提供了丰富的矿藏。与此同时，这些口头的传统共识至今还没有受到什么研究和分析，因此要对其进行提炼并不困难。萨缪尔森的口头传统就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所在，只要他还继续为大家撰写教科书，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不过，要是想到另外两个现实，我们仍可能夜不能寐。现实之一：学生从入门课程中所汲取的经济学知识是如此之少，实在令人失望。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持有严重的偏见，那么绝大多数人在学期终了时仍然还会有很大的偏见。现实之二：中下水平的学生在公众中属于中等偏上人群。 绝大多数选民从来没有上过一节经济学课。如果说，假设由经济学专业中那些中下水平的学生去对经济政策投票，会让你不安的话，那么令人惊恐的现实是，普通百姓们已然是那些投票者了。那些观点受到政客们迎合的典型选民，很可能在经济学原理考试中连及格分都达不到。因此，也就难怪为什么像贸易保护、价格控制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愚蠢政策常常会得到普遍支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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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观念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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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发达国家越来越偏执于国际竞争力，但不应该把这种偏执看作是有充分依据的担忧，而应该把它视为尽管反面证据多如牛毛，人们却仍然相信的一种观点。而且，人们显然对这种观点深信不疑，以至于那些鼓吹竞争学说的人非常明显地倾向于支持自己的观点而无视其数学逻辑的漏洞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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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流行的国际主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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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观点最普遍的反驳意见来自理论方面，即认为我的观点与现代社会科学体系的“理性选择路径”（rational choice approach）是相矛盾的。我的同事罗宾·汉森（Robin Hanson）恰如其分地把理性选择模型形容为“没有傻瓜的故事”（stories without fools）。而我则把愚蠢——或者用专业术语来说，“非理性”（irrationality）——作为故事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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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有些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如果事实与理性选择理论不符，显然是理性选择理论出了问题！但是，这种反应太过轻率，因为有一种令人满意的方法可以调和理论与常识之间的矛盾。该方法的第一步是不再对市场与政治，以及消费与投票之间进行似是而非的类比。明智的公众舆论是一种公共物品。[40]当一个消费者对于买什么存在错误的认识时，是他自己来承担损失。而当一个选民对于政府政策持错误观念时，买单的则是全体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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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消费与投票之间停止错误的类比有助于恢复我们思维的灵活性，使理论与常识之间的冲突不再那么可怕。但是，这一冲突究竟该如何解决呢？我们不必完全离开经济学领域去寻找答案，而只需拓宽对人类动机与认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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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通常假定观念是一种为了达成某一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可是事实上，我们常常热衷于一些观念，而且完全是出于对这些观念本身价值的认同。正如同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所说的那样：“一旦失去某些信仰体系，很多人会发现这个世界毫无意义，而且无所慰藉。”[41]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人们存在着观念偏好 （preferences over beliefs）。而要满足此类偏好，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让情感或意识形态来腐蚀我们的思维。[42]这样，我们就无须对所有主张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判，而只需对我们偏好的观念格外偏爱就行了。艾恩·兰德（Ayn Rand）把这种做法称为“思维空白”（blanking out），即“有意让自己的意识迟钝，拒绝思考——不是看不见，而是拒绝正视；也不是无知，而是拒绝了解”[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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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经济学之外的学科领域，人们更偏爱某些观念这一想法可谓由来已久。约翰·洛克（John Lock）在其《人类理解论》中强烈抨击所谓的“让人失去理性的狂热”。一名狂热分子的典型特征就是出于情感去拥抱那些可疑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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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命题是否正确，只取决于一个人所掌握的证据（不证自明的命题除外）。因此，如果他对那个命题的同意程度，超过了证据能证明的程度，显然，他过分的自信，一定在于别的情感，而非对真理的热爱。[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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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克的分析中，有两个要素值得注意。一是“过分的自信”。洛克发现人们倾向于在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去过度相信事情的正确性。二是“别的情感”。在洛克看来，过度自信的原因在于动机的冲突。每一个人都喜欢认为自己是出于对真理本身的热爱或认同，但事实上每个人又都存在着互相冲突的动机：例如“自负”、“惰性”、“空虚”、“枯燥而又并非总能成功的缜密推理”，以及“担心客观公正的探究不会支持那些最适合他们的偏见、生活和计划的观念”。[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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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在讨论观念偏好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提到宗教。洛克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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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忧郁而虔诚的人们，或者是那些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能同上帝有更密切的来往，比其他人能得到上帝更多宠爱的人，常常自吹自擂，以为自己和神明有直接的沟通，经常和圣灵有来往。[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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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绝大多数事情一样，狂热也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有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去说服他人，即便你对他们的宗教信仰礼貌地提出质疑，他们也会动怒。几乎没有人能冷静地将其宗教教义接受为一种“当前的主流假定”（current leading hypothesis）。想一想那些频繁出现于宗教研究中的形容词：炽热的、教条的、盲目的。人类希望其宗教信仰的答案是正确的。他们的需求常常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回避任何反证，拒绝对眼前的任何证据进行思考。如同尼采曾经无情批驳的那样：“信仰意味着不想了解真相。”[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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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承认观念偏好与宗教有关，你会发现不同的观念偏好之间很难加以区别。正如同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其《乌合之众》（The Crowd）中所观察的那样，真正的宗教信仰与对任何教义学说的狂热（“宗教式”）追捧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似性：“任何宗教情感都必然伴随着偏执与盲目……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究其实质，与中世纪时期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并无二致，他们残暴的激情来自于相同的本源。”[48]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在其经典短篇《狂热分子》（The True Believer）中，曾极好地扩充了这一观点，他宣称“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一场宗教运动可以发展为一场社会变革或民族主义运动；一场社会革命也可以演变为一场武力的民族运动或宗教运动；一场民族运动则可能演变为一场社会革命或宗教运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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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霍弗所提到的宗教的两个替代物——民族运动和社会革命——都具政治性，并非纯属偶然。政治或经济的意识形态是现代版的宗教。如同传统宗教的信徒那样，很多人从其政治世界观中获得慰藉，并且充满敌意地面对任何的质疑。[50]不同于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或宗教裁判所，20世纪的特色是臭名昭著的极权运动。[51]霍弗这样写道：“纳粹革命的宗教特性已经得到普遍认同，纳粹的十字记号与十字架是同属一类的事物。他们的游行仪式与宗教仪式如出一辙。与宗教一样，他们也有誓词、圣人、殉道者以及神坛之类的东西。”[52]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小说《一九八四》中，发明了很多隐喻官方宣传用语的小说词汇，如双重思维 （doublethink）和思想犯罪 （thoughtcrime），用以讥讽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类宗教的特性。[53]读者如果浏览一下纳粹的网站，就不难发现很多活生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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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宗教一样，极端的意识形态往往采取非此即彼的极端立场。例如，很多人喜欢把国内的糟糕境遇归罪于外国人，并由此来换取安慰或一种自豪感。他们无须每天都来标榜一下自己的保护主义立场，甚至可能承认，对外贸易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是有好处的。但他们仍然排斥甚至痛恨那些试图通过解释比较优势来改变他们想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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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家们很早就了解，多数人不相信他们的一些发现，是因为这些发现与宗教信条相抵触。[54]社会科学工作者们也需要了解，多数人不相信他们的一些发现，是因为这些发现与其类似宗教的一些信条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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