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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有一个政客从“烟草巨头”那里获得了巨额贿赂，从而对一致要求加强烟草管制的呼吁嗤之以鼻。他的这一支持烟草公司的倾向并不会损害其在无知选民中的地位——因为后者中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更别提他的政治立场了。但是他在知情选民中的选票将迅速减少。如果涉及的议案数量增加，而要取胜的关键并不改变——说服大多数知情选民支持你——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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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被恰如其分地誉为“聚合的奇迹”（the miracle of aggregation）。[11]听起来就像是一份炼金术的配方一样：99份愚蠢加1份智慧，得到的化合物跟纯智慧一样。几乎由完全无知的选民投票产生的决策，结果竟然跟完全由知情的选民投票产生的决策一样——炼石成金了，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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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可以把它叫做“巫毒政治”（voodoo politics），或者，像H. L. 门肯所嘲讽的那样，“民主就是可悲地相信个体无知可以转化为集体智慧”[12]。其实，这既不神秘，也非悲哀。詹姆斯·索罗维基搜集了很多聚合的奇迹，或与此类似的成功案例。[13]在猜一个公牛重量的比赛中，787个人猜测的平均值跟公牛的真实重量只相差一磅。在《谁想成为百万富翁》（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的节目中，观众席中最普遍的答案，其正确率可以达到91%。集成大多数人猜测的金融市场对动态的预测往往要比一流专家更准确。赌博的投注赔率是对从体育赛事到竞选结果的任何事情的很好的预测。[14]在每个案例中，正如佩奇和夏皮罗所解释的那样，都适用了同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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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过是多数原则的一个例子罢了。在正常情况下，个人的测量误差是独立随机的，因此往往会相互抵消。一个方向的误差往往会抵消另一个方向的误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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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拥护者在第一次面对理性无知时，通常就会以为严重的选民无知将使民治政府举步维艰。因此，他们的本能反应就是，或者否认选民存在让人不安的无知；或者把选民无知解释为一种不稳定的临时现象。说客气点儿，这类反应“在经验上是站不住脚的”。几十年来的研究显示，这些观点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16]大约有一半的美国人不知道每个州有两名参议员，3/4的人不知道他们的任期有多长。大约70%的人能说出哪个党控制着众议院，60%的人知道哪个党控制参议院。[17]超过一半的人不知道他们的议员是谁，40%的人不知道两名参议员中任何一位的名字。知道其推选代表所属党派的人数比例还要更低一点。[18]此外，从进行民意调查开始至今，民众的这种低知情水平一直是稳定的。从国际上来进行比较，美国人的总体政治知识仅处于平均偏低水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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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你可以坚持认为上述信息并不能说明问题。或许，选民们不约而同地都具有藐视调查的一致立场。但是，对于民主的推崇者来说，这一策略是没有出路的。“聚合的奇迹”为民主提供了一个更安全的基础。它让人们在相信事实证据的同时，也相信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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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无知观念的传播曾经经历了不短的时间，但最终变成了一种传统智慧。“聚合的奇迹”目前正处于一个类似的传播过程。有些人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奇迹。有些守旧的学者寄希望于人们能忽略这个挑战，让它自然离开人们的视线。但是它的逻辑有很强的说服力。除非有人能够发现其逻辑的漏洞，否则社会科学领域的分野就将不存在。经济学家以及用经济学思维思考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们将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对民主的质疑，回到理性无知之前的假定，即如果民主选择了X，那么X就是一个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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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170445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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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系统性错误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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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选能在今天把自由贸易逐出美国，毫无疑问，也能把当年的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织布机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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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莱基（William Lecky）：《自由与民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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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的奇迹”证明，即便在选民无可救药的无知的情况下，民主仍然能够运行良好。民主赋予了理智者和不那么理智者平等的发言权，但作出决策的是理智者。因此，对选民无知穷追不舍进行反复研究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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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另外一类经验证据能够对“聚合的奇迹”提出质疑。所谓的奇迹只能在选民不犯系统性 错误的情况下才奏效。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必纠缠于选民错误这一话题，转而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个更加重要且尚待探讨的问题：[21]选民所犯的错误是系统性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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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此提出疑问。是的，正如索罗维基所指出的那样，在猜公牛体重的问题上，平均答案是靠谱的。认知心理学列举了一长串其他问题，但对这些问题的平均答案却出现了系统性错误。[22]这一研究成果应该开启我们的思路，对选民犯系统性错误的可能性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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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有的心理学文献本身并不能说明更多问题。一般认知与特定的政治决策之间的联系毕竟太松散了。人们可能对一般事务缺乏判断，但对特定事项并不乏真知灼见。[23]选民可能不精于计算，但对决策的明智与否却有敏锐的判断。因此，我们可以把问题具体化为：在与政治直接相关的问题上 ，选民是否会犯系统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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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中间选民模型：随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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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答案是十分肯定的。本书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至少在经济学观念中，充满了严重的系统性错误。[24]我强烈怀疑，同样的错误也存在于其他观念中。但就经济学而言，结论是明确的。人们不理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及它在协调私人贪欲和公共利益之间关系上的能力。我把这叫做反市场 偏见（antimarket bias）。人们低估了与外国人交往的好处。我把这叫做排外 偏见（antiforeign bias）。人们把经济繁荣等同于就业，而不与生产挂钩，我把这叫做就业 偏见（make-work bias）。最后，人们过于消极地判断经济形势，并且认为形势越来越糟。我把这叫做悲观主义 偏见（pessimistic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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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经济政策是现代国家的主要活动，这就使得选民的经济学观念，即便不是与政治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观念，至少也在关联度最高之列。如果选民的政策偏好建基于严重错误的经济模型之上，那么政府很有可能履行糟糕的经济职能。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假定两位候选人在支持贸易保护的程度上展开竞争。由于选民在对贸易保护后果的认识上所犯的错误是随机 的，这就导致一些能从自由贸易中受益的选民反而支持贸易保护。但是同样普遍的是，一些能从保护主义政策中受惠的选民却对自由贸易投了赞成票。[25]由此，“聚合的奇迹”得以成立：尽管存在选民无知，但最终获胜的政治纲领却仍然是社会最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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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中间选民模型：系统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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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任何曾经教过国际经济学的人来说，这个结论却没有太多吸引人的地方。在课堂上，教师常常要说得口干舌燥才能让学生明白比较优势的道理。可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学生重蹈覆辙、一错再错的比例实在让人沮丧。如果我们做一个更为贴近现实的假定，即假定选民系统性地高估贸易保护的好处，结果会怎样？大量自由贸易的受益者将支持贸易保护，而只有少数将受益于保护主义的选民对自由贸易投赞成票。政治天平将发生倾斜，获胜的政治纲领将是过度的保护主义。对于中间选民来说，比其所主张更少一些的保护主义将对其更有利。 但竞争驱使政客们选择选民们所需要的，而非对其最有利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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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偏见促成了一项又一项政策的出台。[26]例如，供需规律表明高于市场价格的定价将导致产品滞销和过剩，但这并没能阻止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因对劳动力市场进行规制而陷入数十年的衰退性失业。[27]对此现象最为可信的一个解释就是，普通选民并没有看到人为高工资和失业之间的联系。在我从事经济学研究之前，我自己也没能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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