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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对政客的批评是“卸责”(shirking),即认为他们不去做选民希望的事。[62]我认为“卸责”应该让位于“蛊惑民心”(demagoguery)。《韦氏词典》把“蛊惑民心者”(demagogue)定义为“为了获得权力而利用公众流行的偏见和错误主张,且做出许诺的领导人”。[63]坦率说,蛊惑民心者的统治并没有过错。这是民主的本来面目。如果选民怀抱偏见,并且容易轻信,那么蛊惑人心就是获胜的策略。的确,让蛊惑人心者不去煽动民意,是完全不必要的。“宗教式”的选民,不仅驱使政客改变其行为,对流行的偏见曲意逢迎;而且让那些真正的偏见者急不可待地投身政治领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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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责”应该被贬职,但不应被完全抛弃。选举是不完善的约束机制。[65]背离选民意愿的行为注定会发生。但是有多少?竞选机制如何能严格地约束政客?我的观点是,这取决于选民自身。如果他们能像对待在公开场合使用种族蔑称那样来关心所有政治问题,政客就几乎没有懈怠的可能。说错一句话,就能让他们输掉整个竞选。相反,如果选民发现议题很无聊,就像银行规制那样的话题,而情感和意识形态又没能提供任何引导,那么他们所谓的代表们就有了可操作的“回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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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们的回旋空间为特殊利益集团——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游说者还是官僚——提供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机会。在我看来,利益集团是不可能直接“颠覆”整个民主过程的。政客们很少会因为有利益集团的乞求或者贿赂,而胆敢出头去支持一项违背民意的政策。他们的职业生涯悬于民众之手,因此是不值得去冒那个险的。相反,利益集团会在公众不关心或忽略的空隙处着手 。[66]如果公众对如何减少对国际石油的依赖不敏感,那么酒精生产商就可能趁势为自己骗得免税待遇。但是,无论他们游说得多么卖力,他们都不可能禁止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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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其权力来源来说,媒体也是消费者导向的。竞争驱使他们去报道读者想看的新闻。按照标准的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这会减少政治信息的成本,从而提高民主的效率。但是,究竟有多少有价值的信息从媒体流向读者,我对此表示怀疑。相反,如同政客一样,媒体展示给读者他们想读的,告诉听众他们想听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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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和政客一样,媒体也有回旋空间。但是,同样,这只能发生在公众所忽略的空隙处。如果一个灾难事件的报道,夹杂一点温和的自由主义倾向,仍然能够让主流受众满意,那么民主党占主导地位的新闻频道就可以夹杂一点点左翼的评论。但是,如果媒体偏离主流受众的口味太远,或者过于迂腐说教,那么听众就会跑光。所以,尽管传统观点不该让媒体牵着鼻子走——其后果是具有私人产品性质的娱乐节目削弱了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信息类节目——但将媒体视作普遍偏见或谬误的根源,是尤为荒唐的。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偏见是先于现代传媒而存在的;它们之所以继续流行,是因为受众乐于接受那些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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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我的逻辑是选民导向的。选民对世界如何运转有自己的理念,无论其是否能自圆其说。他们倾向于支持那些在选民看来其政策立场能对社会有利的政客。而反过来,政客们则需要选民的支持以获得并稳固其职位。虽然很少有人会曲意迎合民意,但这实在没有必要:成功的竞选者通常发自内心地赞同选民的观点。当特殊利益集团拉拢政客时,他们通常对自己的需求作相应的调整。他们在缺乏公众舆论关注的政策空间寻求折中方案。至于媒体,他们尽其所能地娱乐公众。因为公众爱看政客们以及利益集团的丑闻,媒体于是成了这方面的狗仔队。不过,跟所有看门狗一样,媒体的作用是次要的。无论听起来多么正确,如果他们的报道与受众的核心理念发生冲突,听众就会换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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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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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关注于选民的经济学理念存在系统性错误这样一个经验事实,以批驳“聚合的奇迹”。这并不意味着选民们在其他方面的理念有更高明之处。事实上,我希望其他领域的专家能用我的框架去试着解释偏见是如何扭曲那些领域内的决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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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要强调经济学,是因为它居于绝大多数现代政策争议的核心地位。从管制到税收,到补贴,无不取决于如何认识各项政策的经济后果。在全国选举研究中,样本受访者在绝大多数选举年中,都将经济问题列为“最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如果将福利、环境和医疗卫生等“社会福利”问题也归为经济问题,那么经济问题是从1972年到2000年所有选举年的“最重要的问题”。[68]经济学偏见使民主在其最常发挥作用的领域变得更糟。因此,了解这些偏见,不仅对经济学家,而且对任何政治学者来说,都很重要。如果这还不足以引起你的关注,那么经济学家们关于聚合的奇迹的爱恨交错——从表面的拥抱,到私底下对缺乏经济学常识的抨击和抱怨——可以写成一本让你读起来津津有味的故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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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偏见的实证为从新的视角研究民主提供了跳板。如何将关于系统性偏见的经验事实纳入到经济学理论中去呢?从概念上并没必要做太大的调整:只需在理性选择体系中增加一个新的元素——观念偏好。不过,事实上,我的解释几乎推翻了理性选择的固有共识。我既没有把民主看做运转良好,也没有把它看成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劫持品。相反,我认为民主体制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它按照选民意愿实行了愚蠢的政策主张。在理性选择的盘子里加了一味新原料,它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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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encken(1995: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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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奥尔森(Olson,1971)与唐斯(Downs,1957)精妙地解释了为何无知选民以自私但却最优的行为方式行事。关于选民的低决定率问题,参见Edlin,Gelman,and Kaplan(forthcoming),Gelman,Katz,and Ba-fumi(2004),Fedderson(2004),Mulligan and Hunter(2003),Gelman,King,and Boscardin(1998),以及Meehl(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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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uttner(1996: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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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例如,参见Kelman(1988),以及Rhoads(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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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些术语的意思大体相同,尽管其内涵略有不同。秉承这一理论传统的经济学家,如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喜欢公共选择这一标识;而与该理论传统联系较弱的经济学家则喜欢代之以政治经济学或实证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家则更乐于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表述(Green and Shapiro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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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Quirk(1990,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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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urowiecki(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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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随机错误与系统性错误问题,参见Surowiecki(2004),Austen-Smith and Banks(1996),Wittman(1995,1989),Page and Shapiro(1993,1992),Levy(1989),以及Muth(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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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就此问题富有洞见的一项讨论,参见Hoffma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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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Page and Shapiro(199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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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onverse(199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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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Brainy Quote(200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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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Surowiecki(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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