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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计算所有人的知情偏好，可以用同一收入水平条件下，高知识水平者的平均答案去代替低知识水平者的实际答案。也就是说，把高水平富人的平均偏好分3分，用于表示所有富人的知情偏好。把高水平穷人的平均偏好分4分，用于表示所有穷人的知情偏好。得出新的所有人口的知情偏好的平均得分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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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偏好方法的一个关键特征在于，如果知识对政策偏好不存在系统性影响，那么这个研究将不会有任何新发现。 知情偏好的分布将等于实际的“非知情”（unenlightened）偏好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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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平均政策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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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际上，知情偏好方法所得出的结果正如我们所愿，知识对政策偏好的系统性影响不仅很大，而且十分普遍。正如奥尔索斯（Althaus）所解释的：“与集体理性模型的预期相反，那些不知情受访者的总体观念通常比知情者要更片面。”[16]他进而向我们精彩地总结了数据库中三组最突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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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与一般调查观点相比，完全知情者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立场相对更倾向于干预主义，但在涉及军事力量的使用和维持问题上，立场要稍稍更趋稳健。”[17]如果公众的政治学知识大幅度提高，那么孤立主义的主张就不会那么受追捧。有知识的人更支持美国在国际社会扮演活跃的角色。与此同时，他们不像鹰派那么强硬：他们希望参与国际事务，但更不赞成公然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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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政策问题上，第二组观点是，完全知情者在各种社会政策问题，特别是纳入法律框架的问题上，持更激进的态度。”[18]最突出的是，更有知识的公众更倾向于支持妇女的生育选择权，更支持同性恋者的权益，更反对在学校举行祷告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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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策问题中的第三组观点，从模拟的情况看，是对政府权力的范围及其应用在意识形态上持更保守的态度。特别是在扩大国内项目问题上，完全知情者的财政立场更趋保守，他们更倾向于通过自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干预来解决政策问题，对于通过政府额外干预来保护环境持消极态度，支持一个更小且不那么强势的联邦政府。”例如，1996年的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y），曾向受访者询问在下列两个立场中哪个立场与自己观点更接近：“（1）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处理当下的复杂的经济问题；（2）无须政府干预，自由市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19]完全知情者的观点更倾向于市场。在福利问题以及反歧视问题上的立场也与之类似：虽然政治知识会提升对机会平等的支持，但也会降低对结果平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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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知情偏好”：自由市场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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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lthaus（200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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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们知道得越多，与大众的共识则越少的观点，我们实在不敢苟同。尤其在针对奥尔索斯的第三组观点时，这种观点恐怕会这么驳斥它：毕竟，知识终究是和财富相关的。为什么不直接说，知情者更支持自由市场政策，是因为有钱人能正确地把握他们的自身利益呢？这种反驳完全不得要领。知情偏好的分布之所以比实际的偏好分布更支持市场，主要是因为所有各类收入水平的人们在获取更多政治知识后，变得更支持市场了。实际上，奥尔索斯的研究显示，随着知识的增加，收入水平偏低群体支持市场的比例提高得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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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奥尔索斯的报告，知识对政策偏好的影响在多数问题上都表现显著。在受访者中，62%的人表示，在强政府和自由市场之间更支持前者，38%的人则持相反立场。但是，根据估算得出的“知情偏好”，市场的支持率提高了15%；两者的支持率从62∶38变成了47∶53。在其他很多基本政策问题上，从缩减赤字（从69∶31反对变成52∶48支持）到妇女自愿堕胎（从54∶46反对变成56∶44支持），情况也是如此。[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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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170445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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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让经济学回到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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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们的发现，显然会让研究政治学的经济学家感到尴尬。尽管经济学家们对于在选民不犯系统性错误的前提下政府将如何运转的理论知道得越来越多，但是公众舆论研究者有让人信服的证据证明，选民的系统性错误确实存在。的确如此，偏见是常态，而非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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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存在这样一个盲区，经济学家是尤难为自己开释的，因为在他们之前的漫长的经济学传统中，并不乏对偏见的讨论。历史上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像亚当·斯密和弗雷德里克·巴斯夏，都曾对公众对经济学的错误观念，及其对类似机会成本和比较优势这样的基本道理的顽固排斥，深感困扰。当今的经济学家不仅没能掌握相关学科对此问题的经验研究的成果及动态，甚至忽略了经济学界自身已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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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这是作为研究者的经济学家的一个现状。有意思的是，作为教师，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非常重视其前辈们的智慧。当又一批新生们进入经济学原理的课堂时，教科书的作者以及教师们仍会努力让学生们摒弃既有的偏见，用保罗·克鲁格曼的话说，就是：“让我们的本科生的头脑能够抵御那些在专业讨论中如此盛行的谬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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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研究与教学之间的脱节，是一个重要的利好现象。问题不在于经济学家对偏见一无所知，而在于经济学家们对此知道得很多，但是他们不愿公之于众，从而给自己的学术声誉带来风险。如果经济学家能够克服这种为难情绪，那么经济学将在这一问题上大有作为。伟大的经济学家们对于系统性偏见的研究已经长达几个世纪之久，但是，现代经济学家迄今未能就此向心理学家、公众舆论专家或者其他任何人作出任何明示。而且，教学经验已经让这些当代的经济学家们对公众偏见有了深刻的洞见。因此，经济学家只要把他们已经了解到的情况公之于众，人类知识就将向前迈进好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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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经济学不是达不到那个潜在的水平，而是有很多的潜力。目前，几乎鲜有经济学家对公众舆论研究者们所关心的重要问题感兴趣。但是过去的经济学家曾经对此类问题做过深入的思考，现代经济学家对此可以有更多的贡献，即便他们不愿意亮出自己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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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让经济学家了解系统性偏见这一现实方面，心理学家和公众舆论研究者已经作出了突出的努力。但迄今为止，这样的交流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单向的。因此，要说经济学家能够对此有所回报，可能显得有点奇怪。鉴于他们对系统性偏见的假定持如此严肃的劝诫态度，我们能够相信经济学家对此有什么原创的洞见吗？退缩可不是经济学家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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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的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因为很少有现代经济学家关心思想史，所以很多最具洞察力的讨论不是被忽略就是被忘记了。[22]而且，在他们作为研究者和教师的双重角色中，经济学家面临着全然不同的激励。在学术杂志上强调系统性偏见的观念会对其职业带来风险，而在课堂上这么做却能令人尊敬。这就为观念遭受冷遇提供了最理想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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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那么经济学家们——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对系统性偏见究竟有何高见？在经济学家对外行的所有批评中，有四类观念是最主要的。[23]本书将这四类批评归纳为：反市场偏见 （antimarket bias）、排外偏见 （antiforeign bias）、就业偏见 （make-work bias）以及悲观主义偏见 （pessimistic bias）。长期以来，经济学家把它们视为被广泛接受但却不幸是错误的偏见。本章的后半部分将逐一介绍遭到经济学家批判的公众所犯的系统性错误，并简要说明为什么经济学家认为自己是对的，而公众是错的。下一章则会对此提供规范的统计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