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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那个隔离的屋子里有成千上万的选民，情况也大同小异。只要没人知道屋子外面发生了什么，政治领导人就能无视多数人的意愿，哪怕多数人能完全控制选举的结果。 如果候选人的行为是无法观察到的，选民就不能根据候选人的行为表现来投票。如果选民不能根据候选人行为投票，候选人就不存在听命于选民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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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当然不是生活在与物理世界隔绝的环境里，但他们仍然可以自愿选择无知。如果的确如此，那么对大家所认为的民主失灵，就似乎容易解释了。为什么特殊利益集团能使立法违背多数人的利益？因为选民的理性无知：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烟草种植园获得了补贴，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代言人的立场是什么。为什么政客能违背公众舆论？因为选民的理性无知：没有人关心政客们在对外援助等不受欢迎的项目上的立场，等到下一次选举时，记得的人就更少了。为什么诸如最低工资这样的无效率的政策会如此受欢迎？因为选民的理性无知：没有人会费脑子去学习经济学，从而了解政策的缺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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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无知的反面是“内部人专长”（insider expertise）。当选民们酣睡时，特殊利益集团在调整他们的游说战略。正如同选民知之甚少是因为没有回报一样，利益集团知道很多，是因为对他们而言，是有利可图的；这恰好印证了所谓“利益独享，成本均摊”（concentrated benefits，dispersed costs）的老话。如同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所宣称的那样：“少数人通过剥削多数人而获利，是一个系统性趋势！”[16]对橙子进口征收关税，不过让橙子消费者多花几分钱而已，但对橙子种植者来说，却意味着上百万美元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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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学家不再煞费苦心研究政治格局的时候，特殊利益集团却务实地潜藏在每一项政府决策背后。像一本老式的公民课本那样，教授们总在抱怨说：“要是选民们知道的话……”然而，他们不能像公民课本那样，提供诸如这样的安慰：“有一天全体选民必将觉醒，让国会的面目焕然一新。”理性无知的社会危害不会给对它进行讨伐的个人带来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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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根据古典公共选择理论，选民的无知将政治从一种让人不解的反常现象变成了一个教科书中的案例，用于说明信息经济学的解释力。选民无知打开了严重的政府失灵的大门，利益集团——更不用说官僚集团及政客自身——得以长驱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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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抵制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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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用语中有很多鄙视错误观念以及此类观念持有人的词汇。尽管这些用词语焉不详，但大体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指责对方的思维方式 ，诸如“非理性”、“愚蠢”、“荒谬”、“武断”等；另一类是指责对方所获得的信息 ，诸如“无知的”、“情况不明的”、“误导的”以及“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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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很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排斥对人类错误的混合解释，不认为非理性在人类错误中承担任何责任。如果事实恰恰相反，你可能会希望政治学家们能不那么地固执己见。[17]唐斯以理性为其分析的基础，而他的继承者们继续以此为信条。不过，唐斯至少对其忽略非理性的决定做了如下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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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考虑政治非理性的愿望基于以下考虑：（1）该议题的复杂性；（2）它与我们纯理性行为的模型不相容；（3）作为一种可用经验证明的现象，这一事实不能仅仅通过逻辑演绎来论证，而需要实际的调查，这已经超出了本项研究的范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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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之相反，拜唐斯所赐的主流学派却常常忘记这一可能性的存在。任何流行的错误，无论它有多么荒唐，都被认为是对选民理性无知的印证。很多古典公共选择理论的追随者，在接触到系统性偏见的证明之后，也都将它解读为是对理性无知的证明。的确，最愿意接受经验事实的经济学家，却常常最不愿意将他们解释为唐斯50年前“绕开”的东西：政治上的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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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经济学家对建基于“愚蠢”或“非理性”的理论如此排斥，而对将人类错误极端地解释为“唯无知”如此情有独钟？有一个同义反复的辩白是：将所有错误等同于“无知”，意味着模糊标准定义与所有与之类似的定义之间的界限。但是，无论你偏爱何种表述，错误仍然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原因：或者是你缺乏足够的信息，或者是你没能充分利用你手中的信息。一个侦探之所以没有揭开谜底，或者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的线索，或者是因为他缺乏将线索连贯起来的愿望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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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无知论（ignorance-only view）的支持者在厌烦了文字和语义的争论后，又提出了另一个申辩的理由，那就是要区分两种不同原因的错误，在经验上存在困难：谁能够说什么是“非理性”，什么又不是“非理性”呢？[19]这种辩解实在是莫名其妙，因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学家们有一个简单而有意思的标准——“理性预期”，它将理性本质上等同于不发生系统性错误。[20]直觉告诉我们，单纯的无知所导致的后果至多是盲目随机的错误。如果你高估了某一天早上的交通拥堵状况，而低估了第二天的情况，没有人会质疑你的理性。如果在上班高峰期有辆车突然坏了，从而导致了两条车道的堵塞，这种突发情况你怎么可能知道呢？相反，如果你对每天的交通拥堵状况都低估了，“我怎么可能知道”就成了一个空洞的借口。我们没有完全的信息作出完美的预期，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预期总以相同的方式发生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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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规范化程度的提高，理性预期的假定变得更加合理。违背理性预期即类似于普遍意义上的“非理性”。而且，我们很难不再以类似理性预期的假定为我们的理论前提了。谁都说过类似于“随着价格上涨，生产者增加其生产”的话。然而，这个最基本的主张却包含了这样一个假定，即关于价格的客观事实 与主观信念 是在同一方向变动的。如果生产者将价格上涨系统性地误读为价格下降，他们的反应将与常规预期刚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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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对理性预期的非正式的应用早于正规文献而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早在穆斯（Muth）和卢卡斯（Lucas）之前，经济学家就已经作为惯例承认，我们可以判断行为者的方式 是否“理性”。对唐斯而言，“理性一词从来不适用于行为人的目的，而只针对其手段。这符合对理性 的定义，即它是一种效率，诸如，给定投入条件下使产出最大化。”[21]与理性预期一样，唐斯是以客观事实作为衡量行为者的观念的基准点（benchmar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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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理论家知道决策者的目的，他可以预测要采取什么行动以达到这些目的：（1）他可以为决策者计算达到其目标的最合理的方法；（2）他假定这种方法将被决策者实际采纳，因为后者是理性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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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理性预期的革命”有点儿言过其实。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的确迅速获得了成功。但是，除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之外，这种变化主要是表面的。理性预期主要是给旧式的经济学一个更加明确的形式，却并没有改变它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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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一旦系统性错误的证明开始大量呈现，经济学家常常会失去对理性预期的热情。如果你将理性等同于不存在系统性错误，那么证明其存在的确凿证据就成为非理性的最好案例。很多经济学家不是选择接受这一令人不悦的结论，而是完全抛弃了理性预期的基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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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申辩于是浮出水面：放宽对理性的定义，允许系统性错误的发生。贝叶斯主义即是其中之一。只要人们按照贝叶斯法则更新他们的观念，他们就有资格是“理性的”，即使他们总体上是错误的。不过，这种没有说服力的标准也遭到了试验性的检验，并被发现存在不足。[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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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更缺乏说服力的对理性的定义：将它等同于“寻求真理”。[24]只要一个人真正地试图去理解这个世界，他在这个意义上就是理性的，无论他相信什么。因此，唯一非理性的是那些怯于尝试的人，只要努力的人都能拿到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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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如同SAEE所发现的系统性错误构成了理性预期意义上的非理性，但在更次要的意义上，它们仍然只是非理性的症状 （symptom）。错误的原因是因为缺乏思维训练，而不是缺乏信息，错误的愚蠢程度越高，这种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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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预期的替代理论的最深层的问题，在于他们只在语义上取得了胜利。降低“理性”的门槛是能更容易确保个体的理性，但这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绝大多数模型假定个体观念是无偏的，而不仅仅是某种程度的理性。因此，一旦你降低理性的门槛，你的理论就不可能再可靠地建立在标准的“理性行为者”定理的基础之上。你不得不回到原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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