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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用语中有很多鄙视错误观念以及此类观念持有人的词汇。尽管这些用词语焉不详，但大体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指责对方的思维方式 ，诸如“非理性”、“愚蠢”、“荒谬”、“武断”等；另一类是指责对方所获得的信息 ，诸如“无知的”、“情况不明的”、“误导的”以及“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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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很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排斥对人类错误的混合解释，不认为非理性在人类错误中承担任何责任。如果事实恰恰相反，你可能会希望政治学家们能不那么地固执己见。[17]唐斯以理性为其分析的基础，而他的继承者们继续以此为信条。不过，唐斯至少对其忽略非理性的决定做了如下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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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考虑政治非理性的愿望基于以下考虑：（1）该议题的复杂性；（2）它与我们纯理性行为的模型不相容；（3）作为一种可用经验证明的现象，这一事实不能仅仅通过逻辑演绎来论证，而需要实际的调查，这已经超出了本项研究的范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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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之相反，拜唐斯所赐的主流学派却常常忘记这一可能性的存在。任何流行的错误，无论它有多么荒唐，都被认为是对选民理性无知的印证。很多古典公共选择理论的追随者，在接触到系统性偏见的证明之后，也都将它解读为是对理性无知的证明。的确，最愿意接受经验事实的经济学家，却常常最不愿意将他们解释为唐斯50年前“绕开”的东西：政治上的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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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经济学家对建基于“愚蠢”或“非理性”的理论如此排斥，而对将人类错误极端地解释为“唯无知”如此情有独钟？有一个同义反复的辩白是：将所有错误等同于“无知”，意味着模糊标准定义与所有与之类似的定义之间的界限。但是，无论你偏爱何种表述，错误仍然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原因：或者是你缺乏足够的信息，或者是你没能充分利用你手中的信息。一个侦探之所以没有揭开谜底，或者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的线索，或者是因为他缺乏将线索连贯起来的愿望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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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无知论（ignorance-only view）的支持者在厌烦了文字和语义的争论后，又提出了另一个申辩的理由，那就是要区分两种不同原因的错误，在经验上存在困难：谁能够说什么是“非理性”，什么又不是“非理性”呢？[19]这种辩解实在是莫名其妙，因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学家们有一个简单而有意思的标准——“理性预期”，它将理性本质上等同于不发生系统性错误。[20]直觉告诉我们，单纯的无知所导致的后果至多是盲目随机的错误。如果你高估了某一天早上的交通拥堵状况，而低估了第二天的情况，没有人会质疑你的理性。如果在上班高峰期有辆车突然坏了，从而导致了两条车道的堵塞，这种突发情况你怎么可能知道呢？相反，如果你对每天的交通拥堵状况都低估了，“我怎么可能知道”就成了一个空洞的借口。我们没有完全的信息作出完美的预期，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预期总以相同的方式发生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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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规范化程度的提高，理性预期的假定变得更加合理。违背理性预期即类似于普遍意义上的“非理性”。而且，我们很难不再以类似理性预期的假定为我们的理论前提了。谁都说过类似于“随着价格上涨，生产者增加其生产”的话。然而，这个最基本的主张却包含了这样一个假定，即关于价格的客观事实 与主观信念 是在同一方向变动的。如果生产者将价格上涨系统性地误读为价格下降，他们的反应将与常规预期刚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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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对理性预期的非正式的应用早于正规文献而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早在穆斯（Muth）和卢卡斯（Lucas）之前，经济学家就已经作为惯例承认，我们可以判断行为者的方式 是否“理性”。对唐斯而言，“理性一词从来不适用于行为人的目的，而只针对其手段。这符合对理性 的定义，即它是一种效率，诸如，给定投入条件下使产出最大化。”[21]与理性预期一样，唐斯是以客观事实作为衡量行为者的观念的基准点（benchmar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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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理论家知道决策者的目的，他可以预测要采取什么行动以达到这些目的：（1）他可以为决策者计算达到其目标的最合理的方法；（2）他假定这种方法将被决策者实际采纳，因为后者是理性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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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理性预期的革命”有点儿言过其实。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的确迅速获得了成功。但是，除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之外，这种变化主要是表面的。理性预期主要是给旧式的经济学一个更加明确的形式，却并没有改变它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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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一旦系统性错误的证明开始大量呈现，经济学家常常会失去对理性预期的热情。如果你将理性等同于不存在系统性错误，那么证明其存在的确凿证据就成为非理性的最好案例。很多经济学家不是选择接受这一令人不悦的结论，而是完全抛弃了理性预期的基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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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申辩于是浮出水面：放宽对理性的定义，允许系统性错误的发生。贝叶斯主义即是其中之一。只要人们按照贝叶斯法则更新他们的观念，他们就有资格是“理性的”，即使他们总体上是错误的。不过，这种没有说服力的标准也遭到了试验性的检验，并被发现存在不足。[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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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更缺乏说服力的对理性的定义：将它等同于“寻求真理”。[24]只要一个人真正地试图去理解这个世界，他在这个意义上就是理性的，无论他相信什么。因此，唯一非理性的是那些怯于尝试的人，只要努力的人都能拿到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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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如同SAEE所发现的系统性错误构成了理性预期意义上的非理性，但在更次要的意义上，它们仍然只是非理性的症状 （symptom）。错误的原因是因为缺乏思维训练，而不是缺乏信息，错误的愚蠢程度越高，这种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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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预期的替代理论的最深层的问题，在于他们只在语义上取得了胜利。降低“理性”的门槛是能更容易确保个体的理性，但这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绝大多数模型假定个体观念是无偏的，而不仅仅是某种程度的理性。因此，一旦你降低理性的门槛，你的理论就不可能再可靠地建立在标准的“理性行为者”定理的基础之上。你不得不回到原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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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理性无知错在哪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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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无知”一词的作用如同一项免责声明。对一个人盖上“理性无知”的戳子，证明“对过往事件的无知并不能贬低他的理性，后者仍然享有完全保障”。当人们提及“非理性”，经济学家用不言而喻来打发他们，“非理性与无知之间没有区别”[25]。但是，这种等同有利也有弊。如果无知可以被误认为是非理性，那么非理性也能被误认为是无知。经济学原理考试不合格的学生，通过上课和学习课本，也许把它变成自己的专长，但也许并不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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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仍然不想过于草率地否定“唯无知论”。它究竟错在哪里？本节以及下一节将就“唯无知论”提出两个关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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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唯无知论是否与内省（introspection）和个人证词（personal testimony）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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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唯无知论能否解释民主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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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与信息不足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所有错误的根源都在于缺乏信息吗？内省与个人证词向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情感认同（emotional commitment）。[26]坚守某种信奉的观念能增加主观上的幸福感。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当一个普通人捍卫自己在宗教上的信条时，他只关心答案，对反对自己信仰的任何中肯的意见，都持敌视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认为宗教的讨论通常是“武断的”，信奉者们在任何角度都拒绝给反对派别一个公平申辩的机会。愤世嫉俗者可能会把这种态度称作装腔作势，但通常我们很难怀疑宗教皈依者们的诚意。一般来说，人们在自己信奉的事情上不会假装 心胸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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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世俗的年代，政治学与经济学已经将宗教本身重新定位为盲目信仰和武断教条的焦点。如同麦克洛斯基所说的那样：“普通人热爱其关于自由贸易的错误观念……他视这一观点为自己品性的一部分，如同自己的个性或身体类型一样，对任何批判性言论都报以敌对态度。”[27]当自由派与保守派对减税的效果进行争辩时，他们都对答案投入了自己的情感。保守派支持所有的减税观点，即便它们事实上并不可靠；而自由派也反对所有支持减税的观点，即便他们完全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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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这种态度部分是出于战略考虑，但它让我们不再轻信所谓对某种意识形态的信心“只是一种做秀”的观点。听一听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是如何形容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皈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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