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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申辩于是浮出水面：放宽对理性的定义，允许系统性错误的发生。贝叶斯主义即是其中之一。只要人们按照贝叶斯法则更新他们的观念，他们就有资格是“理性的”，即使他们总体上是错误的。不过，这种没有说服力的标准也遭到了试验性的检验，并被发现存在不足。[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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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更缺乏说服力的对理性的定义：将它等同于“寻求真理”。[24]只要一个人真正地试图去理解这个世界，他在这个意义上就是理性的，无论他相信什么。因此，唯一非理性的是那些怯于尝试的人，只要努力的人都能拿到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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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如同SAEE所发现的系统性错误构成了理性预期意义上的非理性，但在更次要的意义上，它们仍然只是非理性的症状 （symptom）。错误的原因是因为缺乏思维训练，而不是缺乏信息，错误的愚蠢程度越高，这种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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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预期的替代理论的最深层的问题，在于他们只在语义上取得了胜利。降低“理性”的门槛是能更容易确保个体的理性，但这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绝大多数模型假定个体观念是无偏的，而不仅仅是某种程度的理性。因此，一旦你降低理性的门槛，你的理论就不可能再可靠地建立在标准的“理性行为者”定理的基础之上。你不得不回到原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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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理性无知错在哪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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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无知”一词的作用如同一项免责声明。对一个人盖上“理性无知”的戳子，证明“对过往事件的无知并不能贬低他的理性，后者仍然享有完全保障”。当人们提及“非理性”，经济学家用不言而喻来打发他们，“非理性与无知之间没有区别”[25]。但是，这种等同有利也有弊。如果无知可以被误认为是非理性，那么非理性也能被误认为是无知。经济学原理考试不合格的学生，通过上课和学习课本，也许把它变成自己的专长，但也许并不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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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仍然不想过于草率地否定“唯无知论”。它究竟错在哪里？本节以及下一节将就“唯无知论”提出两个关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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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唯无知论是否与内省（introspection）和个人证词（personal testimony）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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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唯无知论能否解释民主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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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与信息不足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所有错误的根源都在于缺乏信息吗？内省与个人证词向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情感认同（emotional commitment）。[26]坚守某种信奉的观念能增加主观上的幸福感。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当一个普通人捍卫自己在宗教上的信条时，他只关心答案，对反对自己信仰的任何中肯的意见，都持敌视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认为宗教的讨论通常是“武断的”，信奉者们在任何角度都拒绝给反对派别一个公平申辩的机会。愤世嫉俗者可能会把这种态度称作装腔作势，但通常我们很难怀疑宗教皈依者们的诚意。一般来说，人们在自己信奉的事情上不会假装 心胸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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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世俗的年代，政治学与经济学已经将宗教本身重新定位为盲目信仰和武断教条的焦点。如同麦克洛斯基所说的那样：“普通人热爱其关于自由贸易的错误观念……他视这一观点为自己品性的一部分，如同自己的个性或身体类型一样，对任何批判性言论都报以敌对态度。”[27]当自由派与保守派对减税的效果进行争辩时，他们都对答案投入了自己的情感。保守派支持所有的减税观点，即便它们事实上并不可靠；而自由派也反对所有支持减税的观点，即便他们完全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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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这种态度部分是出于战略考虑，但它让我们不再轻信所谓对某种意识形态的信心“只是一种做秀”的观点。听一听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是如何形容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皈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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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自己“看见了光明”是对只有皈依者（无论他皈依的是何种信仰）才能体会的精神上的极度愉悦的一种蹩脚的描述。新的光芒从各个方向贯穿我们的脑海，整个宇宙就像一幅散乱的智力拼图瞬间被神奇地拼在了一起。现在，一切问题都有了答案，充斥着怀疑与冲突的备受折磨的过去已经远去。那时，人们并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无色无味的世界里。从此，没有什么能打破皈依者内心的和平与宁静——除了偶尔生怕再次失去信仰，从而失去生活的唯一的意义所在，重新坠入只有切齿的哀号的外界的黑暗之中。[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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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以一种更简洁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热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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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接受共产主义，无论它从哪个方面呈现自己；愿意追随它的步伐，无论它将我引向何方；甘愿接受任何惩罚，无它就不可能实现任何的生命目标。因为它所给予我的忠诚和理念，是这个垂死的世界上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以同样强烈的程度所给予的，他们让我可以为之生，也可以为之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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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特勒或钱伯斯的狂热当然很罕见，但我只想借此说明，在政治中，真正无私的客观性也是很稀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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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省也解释了认知动机的复杂性。回想一下最近让你感受深刻的你对某个问题的观点。你也许努力想给对方一个公平的申辩机会。但是，为什么要努力去做 ？因为你知道你的情感可能让你失去控制，你可能会激动地宣称自己才是赢家，即便证据对你并不利。无论你是否会被情绪所左右，总有很多人会这样。因此，非理性总会包围着我们，而不仅仅只在类似理性预期的强制性测试下才发生。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理性的标准降格为“追求真相”。你可以根据努力程度来给人们的理性亮分，但他们仍然通不过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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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无知是错误的唯一原因，那么足够的信息量就可以成为认知的万灵药了。你可以借助足够的事实修正任何的误解。一些思想试验表明，这种设想是不太可能的。设想你要努力将创造论的信徒转化为进化论的信徒。通过有关遗传学的耐心讲解、化石证明或者果蝇试验，你或许能改变一些人的想法。[30]但如果你能说服一半的人，那将是一个奇迹。同样，设想约翰·洛特（John Lott）向百万母亲大游行[31]的成员发表关于“更多枪支、更少犯罪”的演说。[32]即使他的数据工作做得无可挑剔，你也很难指望看到有多少枪支控制的支持者会感叹说：“哎呀，谁能猜到是这么回事儿。”的确，没有人会承认：“这个问题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我了解更清楚之前还是别轻易反对了。”或者想象一下向全球化的抗议者解释自由贸易的好处。少数人可能会从比较优势和经济发展的理念中获得一些新的见解。但是谁会天真到相信它能说服大多数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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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不是说，真实世界的证据都是片面的（尽管它常常是片面的）。相反，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证据是片面的，那么就算用你所有的相关信息也不可能说服所有的人。他们对自己信念的情感依赖过于强烈：“别拿事实来迷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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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符合这一描述。回想一下SAEE的调查结果。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说服每个人相信价格是受供需规律支配的，过度的对外援助不是什么大问题，裁员从长期看是好事，生活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在每一个问题上，对错误答案的情感认同，以及对反对者的敌对，都十分普遍。一个好的老师可以改变一些人的观念，但世界上最好的老师至多能说服一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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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天生有求知的欲望。”[33]但这并非故事的全部。另一个事实是，人类天生不愿意面对令人不悦的事实。很多时候，这两个动机同时发挥作用。人类的动机是复杂的：人们希望在不牺牲自己的世界观 的前提下探索这个世界。[34]仅仅关注和研究第一个动机，会曲解我们思考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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