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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点均是针对选民无知后果的质疑。没有人对选民无知本身的严重性提出疑问。但是一些批评者认为选民的无知被过分夸大了。客观测试显示，选民不善于表达他们的政治见解。但是，也许经过一番恶补知识后，他们还是持原来他们就会采纳的立场。怎么回事呢？通过求助于“认知捷径”（cognitive shortcuts）——那些非正式的或潜意识的信号。[48]卢皮亚（Lupia）与麦克库宾斯（McCubbins）举了一个司机穿过一个繁忙的交通路口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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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信息的支持者可能会认为，成功的汽车导航，需要尽可能多地搜集关于其他司机的意图、车速、加速度、方向以及其他汽车数量的多寡等等信息。但是，在很多十字路口，只需一样东西就可以替代所有信息——一盏交通信号灯。[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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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名称比消费者报告所能向消费者提供的帮助要大得多。或许，在政治中，政党标签也可以发挥类似的作用。或者借鉴口耳相传。购物时，你经常会借鉴朋友的建议。如果你对一项决定的利弊得失左右犯难，这会让你显得很愚蠢。但最终你会获得足够的信息。在政治问题上，情况也类似——一个总是对朋友的建议言听计从的人，尽管他的决定间接来自他人深思熟虑的结果，却仍然可能在政治知识测试中考不及格。正如同卢皮亚与麦克库宾斯所挖苦的那样：“声称有限信息会阻碍人们作出合理的选择，无异于要求想刷牙的人回忆其牙膏的成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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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的代表性版本是回溯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理论。[51]直观地说，与其事后评价领导人的决定，不如关心他任期内的国家状况。如果国家安享繁荣与和平，那么可以让现任领导人留任或选择他中意的继任者。如果国家遭遇萧条和战争，那么就让这无能的家伙滚蛋。这种认知捷径将换取明智的决策，而且反过来激励从政者们作出明智的决策——即使你对什么是明智决策并没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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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诉诸默会知识（inarticulate knowledge），与对古典公共选择的其他反击相比，要缺乏说服力得多。默会知识显然是存在的，但可言知识（articulate knowledge）与默会知识是正相关关系。解剖学知识不能把人变成一个外科医生，但绝大多数接受训练的外科医生却能详细描述人体是如何运转的。在客观测试中得分低不一定证明这个人缺乏竞争力，但指出了这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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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借助品牌和口碑来购物，但那些不是他们知识的边界。他们还拥有大量可言知识，没有这些知识，他们的认知捷径将很难发挥作用。如果你不知道橙汁和洗涤剂之间的区别，品牌名字至多能让你在市场上喝到味道最好的洗涤剂，用果肉含量最适中的果汁刷盘子。真正帮助购物者免于犯错的是他们从上百件商品中鉴别和解释利弊得失以及用途和限制的自觉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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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一个选民不能描述其代表者的政策，搞清楚他的权限范围，或者说出他的名字，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严重抑制了回溯性投票的作用。如果选民不知道任期的长度，现任代表就可能为其前任代过，而与其继任者分享成就。如果选民对政策漠不关心，以“繁荣与和平”为导向的投票将严重抑制那些短期内需要付出代价但具有长远利益的政策的出台，诸如一场针对日益严重的威胁而采取的先发制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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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如果选民并不清楚不同的政府部门分别承担什么职责，回溯性投票会有什么好处呢？[52]如果经济绩效主要得益于独立的中央银行，那么留任繁荣时期在任的总统就是一条愚蠢的捷径。在一个分权的政府下，回溯性投票可能产生恰恰事与愿违的激励，因而赏罚分明就变得尤为重要。如果选民因为高失业率而惩罚总统，那么共和党的国会将通过致力于经济恢复而击败民主党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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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接受过物理学正规教育的人，有可能是一个卓越的台球高手。强调默会知识的研究者正确地指出，可言知识测试低估了实用性技能的作用。[53]但是，他们没有指出，政治知识测试对实用的选民技能的低估要超出正常水平，他们更没有提及可言知识与选民技巧毫不相关。的确，如同奥尔索斯所观察的那样，对知情偏好的研究显示了相反的结果。可言知识通常可以预见在政策观点上的系统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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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受访者可以使用试探法、在线处理以及信息捷径等方法获取他们在调查中所表达的政治观点，这些政治知识的替代方法并不能必然帮助不了解实情者表达与知情者类似的政策偏好。如果能够的话，那么所有受调查者的观点将与完全知情者的观点高度类似。[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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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170445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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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惠特曼的三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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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典公共选择理论最有说服力的反驳是包容理性无知的。不同于对其理论一致性或经验检验准确性的质疑，它们就理性无知的结果与传统观念展开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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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典公共选择相反，选民无知的水平对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受大数法则引导，更仔细的分析表明，了解情况的选民的影响力与其人数是不成比例的。 无知并不会使选民变成容易受宣传和谎言蛊惑的傻瓜。缺乏信息不等于愚蠢，只有傻瓜才对未经证实的、自利的政治宣传信以为真。 选民无知并不意味着腐败和内部人操控。的确，如果正式和非正式惩罚的严厉程度保持不变，选民的疏忽意味着降低对行为不端的预期惩罚。但是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用严惩不贷来弥补监管不力。 最后，如果不能实行严厉的惩罚，选民会对内部人操控作出迅速反应，并持怀疑态度。他们可以反对所谓的政府“解决方案”，直到有一天——也许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们的效力。 上述含义对古典公共选择理论来说是颠覆性的。一直被大量文献冠以颠覆民主政治的罪名的理性无知，缺乏被指控的犯罪的手段。被告有不在犯罪现场的确凿证据。而指望前提或结论能不证自明，是不切实际的。关键在于理性无知与低效的大政府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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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了解了理性无知是如何发挥作用或不发挥作用的，就有一种急于对民主“盖棺定论”的冲动。但是，如果就此得出古典公共选择理论是错误的结论，显然为时过早。谋杀案的主要嫌疑人是无辜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受害人就是正常死亡。逻辑课本中有很多前提正确或者结论正确，但命题却无效的案例。“有些人是凡人”和“我是一个人”这两个前提都正确，“我是个凡人”这个结论也没错。但“有些人是凡人，我是一个人，因此，我是个凡人”却不是一个有效的命题。（试想另一个逻辑上类似的表述，“有些人是红头发，我是一个人，所以我也是红头发”。）理性无知的失败，意味着民主政治的批评者必须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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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另类经济学家唐纳德·惠特曼（Donald Wittman）雄辩地声称，民主失灵的途径主要有三条：“在每一个政府失灵模型的背后都包含了如下假定，选民极度愚蠢、严重缺乏竞争，或者过高的谈判或交易成本。”[55]惠特曼补充说，经济学家通常对所有这三种解释都抱怀疑态度。我把它称作惠特曼的三岔路 ：只有三条道路是通向民主失灵的（图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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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惠特曼的三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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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之前对理性无知的批评，惠特曼有意说成是“极度的愚蠢”，而不是“无知”。这有点儿苛刻：惠特曼可能会使你因为在高级博弈论中表现平平而被扣上一个蠢材的帽子。[57]不过，他的用意在于指出，无知不足以担负民主批评者所施加的重责。如果选民们要承担民主失灵的罪名，他们的错误必须比“缺乏信息”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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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的其他两个选项又如何？尽管焦点集中在选民的理性无知，古典公共选择理论还是留下了完全知情者政治失灵的空间。市场垄断可以向完全知情的消费者敲上一笔，政治垄断同样可以向知情的选民如法炮制。不过，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家遭遇了对“垄断”进行指责的质疑。[58]“垄断”——无论是商业的，政治的或者其他的——最初是如何形成的？惠特曼对这类新思维作了一个恰当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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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上次竞赛中的赢家可能赢得下场比赛，今天的公司领导明天仍可能保留职位一样，现任政治领导人也往往因为同样的原因再次当选。他们是最好的。这就是他们最初获胜，并且可能再次获胜的原因。[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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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场垄断让你担忧，那么或许政治垄断也一样。但是在你急于“恢复竞争”之前，无论是在哪个领域，请你反思一下惩治成功者的长期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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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逻辑也适用于古典公共选择理论最后的避难所：“谈判或交易成本过高”。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市场不能执行一些反之将十分有利的交易。政治上的互投赞成票（logrolling）也有同样的问题。[60]尽管这些错失的交易机会很难让你心情愉快。可这些未能实现的交易难道不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交易吗？此外，民主的制度安排正是为了减少普通合同法所产生的交易成本。[61]在市场上，你需要参与者的一致同意才能达成协议，而在民主中，多数同意通常就足以作出一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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