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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做。只要做一个小小的概念调整，选民非理性就可以变成对基本经济学理论的自然延伸，而不是对它的背离。我们在下一章构建并探讨了一个新的认知模型，证明一个人如何能够同时身兼“理性消费者”和“非理性选民”。从这一立场出发，系统性错误的现象就不再是反常的了。经济学家应该一直有这样的预期。一旦我们奠定了这样一个新的理论基础，那么一种令人不安但却非常直观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也就自然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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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dgerton（199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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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ullock（1967：102）. 我要感谢查尔斯·罗利（Charles Rowley）告诉我这一术语最早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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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owns（1957：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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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关的经典讨论，参见Stigler（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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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例如，参见Edlin，Gelman，and Kaplan（forthcoming），Gelman，Katz，and Bafumi（2004），Fedderson（2004），Mulligan and Hunter（2003），Gelman，King，and Boscardin（1998），Brennan and Lomasky（1993，1989），以及Meehl（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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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例如，参见Stiglitz（20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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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例如，参见Somin（2004）以及Bennett（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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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关综述，参见Somin（2004，2000，1999，1998），Delli Carpini and Keeter（1996），Dye and Zeigler（1996），Bennett（1996），Smith（1989），以及Neu man（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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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elli Carpini and Keeter（199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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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ye and Zeigler（1992：206）. 事实上，情况还要更糟。那些能够说出其议员名字的人还有可能知道答案，而对议员党派进行盲目猜测的概率是一刻钟内只能猜对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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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Delli Carpini and Keeter（1996：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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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副总统奎尔在一次讲演中抨击当时的电视剧《墨菲·布朗》及其所代表的独立女性的生活方式，认为正是这种贬低传统价值与家庭观念的通俗文化造成了美国社会道德的贫困。奎尔的演讲引起女权主义及自由主义的强烈批评，并由此成为1992年大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之一。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Dan_Quayl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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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Delli Carpini and Keeter（199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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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参见Olson（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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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有关理性无知导致政治失灵的分析，参见Coursey and Roberts（1991），Magee，Brock，and Young（1989），Rowley，Tollison，and Tullock（1988），Blinder（1987），Rhoads（1985），Buchanan and Tollison（1984），Weingast，Shepsle，and Johnson（1981），以及Olson（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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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Olson（19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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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例如，参见Persson and Tabellini（2000），Drazen（2000），Rodrik（1996），Wittman（1995，1989），Coate and Morris（1999，1995），Austen-Smith（1991），以及Coursey and Robert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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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Downs（19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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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例如，参见Wittman（200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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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例如，参见Sheffrin（1996），Pesaran（1987），Maddock and Carter（1982），Lucas（1973），以及Muth（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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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Downs（19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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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Downs（19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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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关于经济学家对理性的各种解释，参见Cowen（2001）。关于贝叶斯主义，参见Hanson（2002），Howson and Urbach（1989），以及Aumann（1976）。关于反对贝叶斯主义的试验证明，参见Rabin（1998）以及Kahneman and Tversky（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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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参见Cowen and Hanson（forthcoming），Cowen（2003），以及Mele（2001，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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