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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里，经济学家的第一反应是，莫斯卡描述了一个囚徒的困境。逃跑的士兵用牺牲同胞生命的代价换来自己的存活机会；虽然普遍的临阵脱逃导致集体的溃败，但逃亡者是出于个人利益才如此行动的。但这没有抓住莫斯卡故事的核心所在。如果一个士兵相信战死沙场后他会被送去天堂，那么逃跑就是愚蠢的举动，而不是懦弱。死后升天应该是件好事。随着危险的临近，穆斯林战士不是采取更自私的行动，而是修正了如何追求自身利益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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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胡闹能够解释莫斯卡的例子。穆斯林士兵的“首选观念”是，他们的宗教教义是正确的。只要在和平时期或者交战时占据上风，安拉告诉他们的升天的观念就将带来心理上的满足，而没有任何风险。但是，一旦开始吃败仗，士兵们“待命”的理性就被激活了。有一个小鬼在他们肩膀上耳语说：“你凭什么相信有天堂呢？”一些人宁死也不愿意怀疑自己的信仰。但是面对忠诚和死亡的选择，绝大多数人默默恢复了理智，抛弃了致命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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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能想把世贸中心自杀性袭击的例子搬出来对质，但是，莫斯卡并没有忘记异质性。他预先强调了“的确有相当数量的人严格履行了先知的旨意”。虽然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危险让人类望而却步，但却仍然阻挡不了少数人的步伐。少数人为了信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还有上亿的人并没有这么做。[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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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夫（S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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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印度教的一些解读，寡妇必须随死去的丈夫一同火葬，这种习俗被成为殉夫。履行这样的义务据说可以使来生得到巨大的回报。表面上看，殉夫是一个明显的沉迷于非理性的案例，虽然存在致命的激励。但根据人类学家罗伯特·埃杰顿的解释，现实并非如此。几乎没有哪个印度寡妇会自愿履行这一约定俗成的义务：“即使在殉夫最普遍的孟加拉地区，也只有一小部分寡妇——不会超过10%——选择为丈夫殉葬，尽管守寡的前景也很凄惨。”[47]其中一些人显然是被夫家的亲属杀害的。如果寡妇拒绝殉葬，她将不允许再过一种正常的生活。她不能再婚，不得不在禁食和祷告中度过余生。总之，这个世界上最骇人听闻的宗教习俗之一，是符合理性的胡闹的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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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寡妇的生活状况非常恶劣，尽管殉夫可能会有回报，而且亡夫的家人不停地施加压力，让她们选择献身，但绝大多数寡妇还是选择活下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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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相对论与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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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反对现代生物学和物理学。他们认为遗传学是“资产阶级为了破坏真正的唯物主义生物发展观的伪造品”，而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立场是唯心主义的”，它“违背了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所主张的唯物主义”。[49]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权，尤其是斯大林，在对待生物学和物理学上的态度并不是一视同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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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学方面，斯大林和其他主要马克思主义领导人把平庸的反遗传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观点提升为国家支持的主流观点，导致上千名遗传学家和植物生物学家靠边站。[50]李森科的学说对苏联农业造成了伤害。[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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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方面则是另外一种局面，主要物理学家们享有比苏联社会其他任何部门都要高的学术自治。享有国际声望的物理学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主持苏联的原子弹项目。当他们的反对派试图复制李森科的手法时，斯大林犹豫了。一场意欲对苏联物理学展开政治迫害的会议被临时取消，这是一个只能来自斯大林的决定。霍洛韦（Holloway）讲述了苏联原子弹项目的政治领导人贝利亚（Beria）与科学领导人库尔恰托夫（Kurchatov）之间的一次关键性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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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问库尔恰托夫，从反唯物主义的意义上说，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是否是唯心主义的。库尔恰托夫回答说，如果抛弃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将意味着抛弃原子弹。贝利亚对这个回答甚为忧虑，很多人则要求斯大林取消会议。[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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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物理学界的“李森科化”（Lysenkoization）终于没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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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两类学科的不同命运的最好解释是，现代物理学具有斯大林及其他共产党领袖高度重视的现实成果：核武器。“苏联需要立即拥有原子弹，我们准备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它。”[53]与之相反，李森科主义的生物学，伤害的是次要的农业部门。斯大林已经目睹了几十年的饥荒，知道这不会对苏联造成太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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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斯大林的传记作家认为他虽然喜欢抓权，但却非常务实。[54]他首先是信奉马列主义的世俗宗教的，但同时保持了相当的“随时待命”的理性。当他感到固守马列主义教条会给自己的政权带来危险时，就会把意识形态抛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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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并不怎么关心农业状况，他甚至容忍1947年发生在乌克兰的严重饥荒。因此李森科是否是个江湖骗子，对他来说，也许不那么重要。但是，核武器项目却要比苏联人民的生命更重要，因此，确保核武器项目的科学家不是骗子就很关键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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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斯大林不仅制止了对现代物理的哲学攻击，而且支持其他必要的“资产阶级”异端学说以加速他的原子弹项目。苏联经济的失败通常不是被归责于资源的匮乏，而是归咎于“托派分子的破坏”（Trotskyite wrecking）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阴谋。但是，对原子弹项目来说，斯大林承认稀缺的现实：“他告诉库尔恰托夫说：‘我们没必要小打小闹，而必须在俄罗斯范围内广泛开展工作，并且对此提供最大范围的全方面的支持。斯大林同志说我们没有必要走廉价的道路。’”[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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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类似，在苏维埃经济的很多其他领域，马克思主义不鼓励用物质回报来激励工人的革命斗志。但是，在原子弹项目上，斯大林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转而支持资产阶级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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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还说他急于改善科学家们的生活条件，对重要成就给予奖励——“比如，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库尔恰托夫写道。斯大林说：“我们的科学家是非常朴实的，他们有时忽略了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我们的国家正经历困难，但我们完全有可能确保几千人过上好日子，几千人过上比好日子更好的日子，住上他们自己的别墅，有自己的汽车，这样他们才能放松自己。”[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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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信守了自己的承诺，不仅将科学预算提高了三倍，在1946年大幅提高了科学家的工资，而且在1949年取得核试验成功后，向作出主要贡献的科学家兑现了别墅和轿车。[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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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斯大林私下里对马克思主义嗤之以鼻，但更合理的解释是，他选择了理性的胡闹。马列主义对于他获得身份合法性来说是重要的，但他的偏好不是绝对不变的。随着幻想成本的上升，他选择少一些盲信而多一些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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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打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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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冷不防要就我们声称的观念打赌，我们将面临非理性的价格弹性问题。[59]假设你坚持认为第三世界的贫困会在下一个十年更糟。那么挑战你观点的人马上会反驳说：“敢打赌吗？如果你真的‘确信’，你不会介意跟我打个十比一赔率的赌吧。”为什么你不太可能接受这个赌注？或许你从来没有相信过自己的话；你的观点或许只是一时兴起，或者压根儿就是一个谎言。但是把所有不愿打赌都归为不诚实也不合理。人们常常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直到你让他们“要不拿出行动来要不闭嘴。”打赌会让他们检讨自己的观点，——即改变主意 ——是否要收回自己说过的话。[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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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是怎么形成的呢？你的首选是什么让你感觉最好，就相信什么。但是打赌的提议会激活待命的理性。你会关心两个事实。首先，错误观点会损害你的净值。其次，你的观点在被采纳之前并没有做过认真的考察。现在你必须问自己哪个结果更糟：是打赌输了导致的经济损失，还是否定自我价值引起的心理损失？少数人会选择经济损失，但绝大多数人会偷偷反思自己的观点。几乎没有人会选择“孤注一掷”，即便在下赌注前已经很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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