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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关于贸易保护的福利最大化水平的观念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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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最优选的保护主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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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选民们的一个共同偏好是对排外偏见有些偏爱，会怎么样？说得更确切些，如果选民愿意相信对于像自己这样的人（例如，每一个人）来说，最好的关税税率不是零关税，而是100%，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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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愿望会让选举完全颠倒。100%的关税将使每个人的人均收入减少1万美元，而每个人对坚持排外偏见的赋值可能是1美元。只要选民的决定性概率在万分之一以下，每个选民就会坚持100%关税这一让他引以为豪的观念。[15]由于选民一致喜欢保护主义者而不是自由贸易者，因此政治对手们竞相支持公众的理想。100%关税于是大获全胜，从而造成9 999美元的人均净损失。一个温和的心理偏好可以导致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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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个体选民从其世界观中获得一种意义和自我价值，那么成本—收益分析会把它看作是一种［心理］收益。然而，由于选民不能起决定性作用，非理性的社会成本将超过它的收益。从以下角度去想一想这个问题。非理性只有在心理收益减去物质成本之后为正的情况下，才能使社会整体获得福利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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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收益-物质成本＞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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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理性让个体选民实现福利改进，其所要求的条件要不严格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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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收益-p×物质成本＞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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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p是个体选民的投票起决定性作用的概率。如果p=0，那么只要有任何的心理收益，非理性都将实现效用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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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收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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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民具有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称作的对非理性的类新古典需求 （图5.6），那么其含义是尤为让人警醒的。根据这一假定，心理收益——位于非理性需求曲线下方的面积——可以忽略不计。除非基于非理性观念的行为所产生的物质成本也可以忽略不计，遵循非理性观念将始终 使社会福利变糟。但是每个人仍然选择非理性，因为个体收益总是稍稍大于零。那么，在偏好一致，大量选民及其对非理性的类新古典需求的条件下，基于非理性观念行事对社会而言始终是件糟糕的事情，但是社会却一定会遵从这些非理性观念——是的，没有任何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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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民一致的条件下，SAEE调查中发现的绝大多数偏见很容易转化为愚蠢的政策。反市场偏见会促成价格控制以及短视的再分配。排外偏见会推进贸易保护和限制移民，以及反对签订贸易协定。就业偏见会提议实行劳动力市场管制以“保护就业”。悲观主义偏见的政策后果不那么明显，但它能触发各种失策的改革以及推卸责任。[16]在这个简单的思维试验中，错误的观念只有在与现实政策没有关联的情况下，才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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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相关错误是否可能互相抵消，从而使非理性不致对政策产生任何净影响？即便选民是同质的，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尤其在掺杂情感成分的问题上，错误的彼此强化，而不是相互抵消似乎更普遍。当你不喜欢某个人时，你往往会透过一副消极的有色眼镜看待他的所有行为。当你不喜欢进口产品时也一样，只有高估进口产品的经济危害——它们的质量、它们破坏的就业数量，以及其他国家贸易政策的“不公平”——才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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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观念上升到一个一般化的更高层面时，错误与糟糕政策之间的联系则更加密切。如果选民只是低估对日本贸易的好处，其影响可能会被高估对英国贸易的好处抵消，从而使关税税率得以保持最优水平。[17]但是，如果选民总体上低估所有对外贸易的好处——如同他们在现实中的一贯立场那样——有什么样的补救观念能消除其所造成的损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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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170445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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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思维试验二：观念异质情况下的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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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世界中，一致同意是专制，而不是民主的明显标志。一个不脱离现实的民主模型必须允许意见分歧。要实现这一条，我们只需对第一个思维试验做一个小的变通。保持假定2至假定5，而将假定1调整为假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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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1′ 所有选民具有同样的资源禀赋。除观念偏好外，他们的偏好也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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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源禀赋相同，因此仍然不存在阶级冲突的空间。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是意识形态上的。由于这些类克隆人（the near-clones）存在不同的观念偏好，因此对政治世界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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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贸易政策这个例子：选民不再一致地更愿意相信100%的关税是最优的。一些人认为最佳税率应该是110%，或者200%。另一些人则主张零关税。这种情况下，政客应当如何？无论他们采取什么立场，都会得罪一些选民。所幸他们只需赢得多数选票就能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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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众选择与自己立场更接近的政客，而两个政客都想获胜，于是思维试验二就有了以下的简单结果：两个政客都采取中间选民的立场，其所主张的税率使一半选民认为过高，而另一半认为过低。[18]唯一的新意在于：由于互相冲突的观念是选民分歧的根源，因此迎合中间选民的意愿就相当于根据最优税率问题上的中间观念行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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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除观念异质其他均同质的选民的非理性的选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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