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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政治组织就关税问题展开竞争。根据思维试验三，这表现了那些认为高关税对国家有利的人，和不这么认为的人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如果中间选民具有排外偏见，那么系统的表现就会很糟糕。即使每一个人都希望社会福利最大化，即使民主竞争让人们如愿以偿，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让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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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论家常常声称，经济学家相信SIVH致使他们低估了民主。根据弗吉尼亚·赫尔德（Virginia Held）的观点，“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如果一个社会仅仅是建立在自私或彼此漠不关心的个体之间的讨价还价的基础之上，这个社会将不能抗拒利己主义，从而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40]。但是，如果你接受系统性偏见的现实，那么SIVH作为民主的障碍的重要性就逊色多了。无私地将自己的利益搁置一旁的选民却仍然弄巧成拙。如果选民是理性且自私的，至少一些人能获得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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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私能扩大民主成效的范围，[41]使它好上加好。在理性自利条件下，只有激励机制让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一致时，才能实现社会最优的结果。而在理性的无私条件下，这种一致是多余的：人们单纯地追求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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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私也能让民主成效变得更糟。非理性的无私选民可能比非理性的自私选民更危险。如果无私的选民对世界抱有错误观念，他们很容易达成被误导的一致意见。他们的非理性把他们引向错误的方向；他们的无私使他们保持了前进的队列，从而迅速到达目的地。相反，如果自私的选民的世界观是错误的，分歧也不会改变。他们的行动更缺乏凝聚力，或者根本就没有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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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选民高估了对汽油实行价格控制的社会效益。如果他们出于公心而投票，那么从非常耗油的悍马车主到石油大亨，都将支持价格管控。而自私选民的反应则不会那么一致。一些人——诸如石油股票持有者——会希望保卫自己的“高额利润索取权”（right to gouge），尽管他们也误认为这将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他们的自私有助于减弱反市场偏见对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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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就是，SIVH的不能成立使民主看起来更糟。选民非理性并不是因为人类自私天性导致的争吵而引发的。正是因为人们在进入政治领域时把个人利益搁置一边，他们的思维错误才轻而易举地演变成为了愚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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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多议题民主与公众舆论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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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的所有的思维试验都假定公众只关心某一个议题，如关税税率。现实中，引发争议的问题有成百上千个，这意味着中间选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的简洁的结果不再成立。通过一揽子方式决定N个议题的竞选纲领，与通过逐个方式决定N个议题的竞选纲领是不一样的。就像听起来很陌生一样，所谓的“获胜纲领”——一个能够击败任何其他纲领的纲领——可能并不存在。理论家常常预期民主政治下的政策会经常“轮换”，并奇怪为什么现实世界的政策如此稳定。[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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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是另外一个用现有的关于公众观念的研究可以回避的悖论。人们关心的问题数不胜数，从枪支控制和人工流产到政府支出和环境问题。但是如果做一个仔细的研究，会发现这些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是密切关联的。如果你知道一个人在某一个问题上的立场，你就可以让人称奇地预期他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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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正式的统计学术语来说，政治观念看起来是单维的 （one-dimensional）。他们把所有问题糅合成一个大的观念，再加上随机噪声。对一个国会议员进行数值测量他有“多自由”或“多保守”，通常能准确地判断他的得票率。[44]更强大的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也一样。[45]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一般公众。政党投票（partisan voting）之所以盛行，说明公众和精英使用的是类似的意识形态框架。[46]关于特定观念的经验数据证实了这个解释。例如，就经济观念来说，根据受访者在从自由到保守范围内对自己的定位，可以很大程度上判断其在特定问题上的观念，而且几乎总是与其意识形态立场相吻合。[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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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在一些时间与场合比其他时间与场合显然更加单维。[48]不过，总体来说，关于公众观念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它比你可能想象的更加不多维。因此，便于分析的中间选民定理是建立在比通常想象的要更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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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设你无法信服关于公众观念维度的经验证明。[49]结果会如何？那将很难明确什么样的政策会胜出，并且始终保持其优势。但是也就没有理由期望会有更好的政策出台。观念多维可能会削弱中间选民支持的一项特别愚蠢的政策，但也同样能够维持连中间选民都将迟疑三分的愚蠢政策。简言之，单维观念的政策后果更加可预期，但其预期的后果不会比多维观念的后果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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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170445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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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另一个必要的题外话：是什么使人们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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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思维试验突出了一个被普遍忽略的变量：中间选民的经济学素养 。当中间选民持有强烈的系统性偏见，则错误的政策将会盛行；如果中间选民能够清醒地看待问题，民主政治将选择社会最优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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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中间选民的经济学素养。是所有群体都一样的无知，抑或一些人比另一些人“能更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问题”？我们从第三章得知教育能缩小外行—专家之间的观念差异。但这只是从该数据库发现的几条规律中的一条而已。[50]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下列因素可望促成与经济学家更大程度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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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收入增长 职业稳定性 男性性别 鉴于自私偏见和意识形态偏见不能解释外行—专家观念差异，因此收入水平 与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不在 上述因素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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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显示了教育、收入增长、工作稳定性以及男性性别是如何发挥作用的。[51]顶端的横条是衡量标准，它表示除经济学学历外其他条件都均等的两个人的经济学观念的分歧程度。下面的横条表示如果非经济学家在某一方面的条件不均等情况下，其与经济学家的观念分歧程度。横条小于100%表示分歧低于平均水平，大于100%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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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缺乏经济学素养导致的观念差异相对于平均差异水平的估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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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预测经济学素养的最明显指标。教育程度最低者的观念差异值高达127%，而最高者仅为81%。换句话说，教育水平从最高到最低，可以使观念分歧拉大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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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加是仅次于教育的一个指标。SAEE询问受访者，在过去5年里他们的收入是增加了、减少了还是保持不变，并问他们对下一个5年的收入期望值。已经实现并且期望进一步的收入增长者的思维方式明显要比给出相反答案者更接近经济学家。收入增加者的观念差异是平均值的79%，下降者则是115%。这几乎相当于在七步教育阶梯上走了五步。